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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想原點來看，中國在共產黨建政和執政的六十五年裡，從來都沒有偏離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對暴力的崇拜和濫用。
從物質層面和經濟層面，兩個中國的反差對比是巨大的。在政治層面，有的人（包括中共前總理溫家寶）說中國有回復到「文革」的危險，或有的說中國正在回到「文革」。在新近出版的《中國的未來》一書中，美國的沈大偉教授擔憂自二○○九年以來的「鋼化的集權專制主義」有回到「新極權主義」的危險。其實從精神層面，尤其從思想原點來看，中國在共產黨建政和執政的六十五年裡，從來都沒有偏離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對暴力的崇拜和濫用。
暴力就是對他人的傷害。這種傷害一般是指肉體上的，但因為人又是一種精神動物，暴力威脅和恐怖也可以產生同樣的驚恐和痛苦，精神折磨和肉體拷打的差別可能變得模糊。所以，人們也會有「語言暴力」、「強姦心智」一說。
文革：毛的暴力政治達到頂峰
如果暴力會給人帶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痛苦，為什麼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會使暴力浪漫化、神聖化，並常態化為一種恐怖的治理體系和政治生活方式？他又是如何使得這麼一個反自然常識的行為為眾人所接受？「文革」中毛的暴力政治達到頂峰，上至國家主席、元帥大將，下至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這些政治賤民，無不遭殃。用中共官方的結論來說，至少有一億人受到迫害。但「文革」的暴力並非孤立的歷史事件，它只是中共黨史上的最高波峰，在此之前有無數波瀾，此後也有續演，而且我們無法保證中共歷史沒有正在進入新的一輪波峰。
毛澤東有句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林彪也有句名言：「政權即鎮壓之權」。在他們兩人的語境裡，暴力具有獨有的獲得權力、運用權力和維護權力的多項政治功能。在一些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看來，暴力成為最高的或者是最後的權力，但只有在馬克思主義及其感召的各個思想和意識形態流派中，暴力與權力結合得渾然一體，並能以國家治理形態存在，甚至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持續一個甲子以上的歷史。
我們不難理解，暴力可以成為極強的工具達到短期的功用目的，其急功近利的效力明顯超過非暴力的手段。一個例子是，甘地在印度領導的獨立運動和他留下的政治遺產都是以非暴力為主要特徵的，而印度治理中的低暴力恰好為實行「壓路機推進」模式的中共政治和知識精英所詬病，中共並因此對印度肆行無忌，咄咄逼人。又一個例子是，秉承佛教慈悲和甘地非暴力雙重傳統的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奉行非暴力的「中間道路」，中共甚至不屑一顧。對國人來說最近的例子莫過於宣稱「我沒有敵人」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已被深關大牢達七年之久。
中共暴力泛化於生活各個層面
但暴力終究只是手段，而絕不是人類生活的目的。中共使之泛化於生活各個層面，並成為目的本身，因此政權演變為恐怖的代名詞。做到這一點，中共有下列一些舉措：
（一）高度壟斷暴力。共產黨一手握有「槍桿子」（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另一手握有「刀把子」（維穩隊伍開支甚至超過國防預算），但卻要收繳藏人牧民的獵槍、小孩的彈弓，管制廚房刀具銷售、甚至實行實名購買菜刀，等等。
（二）頻繁以暴力示人。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閱兵，最高領導借各種由頭，地方官吏也想過把癮。鎮壓運動常態化、戲劇化和娛樂化。大規模槍決和殺人成為領導招待嗜血人民的盛大節日。暴力成為當下中共智囊們樂此不疲的政策選項。從「強拆」、「強遷」到鎮壓維權律師和訪民，從湖北石首到廣東烏坎，從香港到台灣，從西藏到新疆，從「反腐」到反「邪教」，從舉辦奧運到杭州的G20峰會，從東海到南海，從反美國到反日、反越、反韓、反印、反英、反澳，等等，言行舉止無不殺氣騰騰。
（三）神話國家暴力、魔化公民維權。國家暴力的頻繁使用，要麼是為了獨立、解放、主權，要麼是為了和平、穩定、發展；從大局出發，局部和個人的利益、甚至生命可以任意犧牲；任何捍衛個人尊嚴、家庭財產、民族宗教、語言和文化習俗的言行，都可以被任意上升為「自由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招致鎮壓。特警、武警、協警和城管都給予了任意處置老百姓的生殺予奪大權。
（四）製造和深化民眾的「原子化」狀態。任何對國家暴力不合作、不支持的公開質疑行為都會成為「被屏蔽」、「被刪帖」、「被喝茶」、「被旅遊」的理由，甚至招致「被黑頭套」、「被失蹤」和「被起訴」。三百多名維權律師的「七○九大逮捕」更是撕破了所謂法治社會的遮羞布，國家隨意暴力踐踏國家法制。
（五）在幹部用人體系裡招募和提拔心理變態的施虐狂。中共政治迫害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所有遭受迫害和清洗的領導人（從鄧小平、劉少奇、林彪、陳伯達、康生、「四人幫」到薄熙來、周永康等）都是積極參與迫害前任領導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生涯始於鎮壓民主牆、軍事入侵越南和「嚴打」，定格於天安門屠殺。江澤民和胡錦濤受到鄧小平的青睞，因為他們像他在北京主持屠殺一樣，在上海和西藏都採取了異常強硬的路線，胡錦濤還頭戴鋼盔，親自參與拉薩的鎮壓。施虐狂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儘管王立軍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參加會議，他也要在重慶行刑時離開會場，打開手機，喜聽刑場上的槍聲。「比狠」、「比更左」成為中共官場的制勝法寶，而心懷仁慈、拒絕屠殺的領導人，例如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等都被排擠出局。
人類文明社會的第一塊奠基石
濫施暴力是中共強大的表現嗎？其實不然，它恰恰是中共權力衰落的徵兆。毛澤東的權力衰落在「文革」發動後就不可避免。正如漢娜‧阿倫特在《論暴力》一書中所說，「無能滋生暴力。權力的喪失變成一種用暴力來替代權力的誘惑。」權力是需要服從的，所以，民眾的人數就變得重要。而暴力只需要執行，所以可以不顧到底有多少人反對。所以從政治學的意義上來說，阿倫特認為，「權力和暴力是對立物。暴力可以消滅權力，但暴力不可以製造權力。」
在現代政治社會，暴力存在的唯一合法性是在生命遭到直接威脅情況下的自衛。因為自由構成生命的根本價值和最高意義，暴力也只有在集體自由受到威脅時用來自衛。在這一點上，幾乎所有的全球性宗教都有一個共識：第一戒律是戒殺。從消極神學的解讀來看，我們無法肯定上帝是誰（非人格化的在空間和時間意義上的終極統一是超乎我們的理解力的）、或要我們做什麼，但我們可以肯定，上帝、神、阿拉或佛陀都立下戒殺的規矩。對每一個人和人類整體的愛，這幾乎是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第一塊奠基石，其他所有的宗教、倫理、哲學、社會學、法律、政治學的原理都從此引申而出。無論我們看到的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的衝突（從一戰、二戰到冷戰）或是二十一世紀的宗教文明衝突，其根本分歧就在於選擇的這個原點是博愛還是暴力。
一個問題值得注意：世界史上的意識形態衝突和當下的文明衝突，其實都是建立在西方思想體系和亞伯拉罕一神宗教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源於西方的極端狂熱主義的意識形態。猶太教、基督教、東正教、伊斯蘭都可追蹤到亞伯拉罕。一神論和善惡二元論成為這些衝突的主要認識論根源。其實，東方思想（尤其以印度為代表）儘管也會認同萬物歸一，但在人類社會層面上奉行的是多神論和中道，所以，狂熱主義的精神根源反而會在西方更盛。「文革」其實不是中國文化的獨特產物，而是中國皇權與西方極端狂熱主義思潮雜交的結果。毛的文革與法國學生的「五月風暴」、美國的「動盪」歲月、歐洲和拉美的「紅色旅」、「毛主義運動」等互動，就很自然了。
中共黨的歷史也揭示出，當中共自認為正確並達到狂熱主義境界時，中共權力的暴力度就增加，人民就遭殃。只有當中共經歷瘋狂、耗盡體力進入短暫反思時（也就是「實事求是」狀態），中共權力運作才會有點理性，人民也可以休養生息。不幸的是，現任領導人又進入到了絕對自信（「四個自信」）的狂熱狀態，中國文革式的滅頂之災愈加成為政治現實。
普通中國人如何選擇？首先，站在博愛的基點上評價所有的政策和走向；其次，接受一點懷疑主義精神，絕不相信任何世俗制度和個人會是「偉光正」，守住非暴力的底線。最後記住，暴力只會滋生更多的暴力，而不會推動社會進步。相反，甘地和達賴喇嘛都認為，「哪裡有非暴力，那裡就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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