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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手做成地球毒瘤遺害中國歷百載，圖為土共邪教魔胎斯大林神位之肉麻刷屁股話語，共（窮）產黨甘之如飴奉若爹娘。
癟三毛澤東北京城樓受潑墨之恩，但恩將仇報重囚潑墨者。
習近平講「照鏡子，正衣冠」，毛澤東一生照得最多的大概是斯大林這面鏡子，但這面鏡子從未有助於毛「正衣冠」。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毛澤東要學習、追隨、模仿：「反AB團」、「搶救運動」是抄襲斯大林的肅反運動，「兩條路線鬥爭」的權鬥模式基本照搬斯大林欽定的《聯共（布）黨史》。毛澤東僅有的那一點支離破碎的經濟學知識，也主要得自於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斯大林死後，毛澤東繼續照斯大林的鏡子，但徒弟已經出師，鏡鑒之義就比較複雜了：其一，毛不僅要做中國的斯大林，也試圖扮演國際共運的斯大林角色。在對赫魯曉夫的能力和領袖魅力作出負面評定之後，毛想讓社會主義陣營的人們看到並承認他才是斯大林衣缽的可靠傳人，共產主義的道統將是「馬、恩、列、斯、毛」──這個序列裡當然沒有赫魯曉夫的位置。當赫魯曉夫忙於內部權力鬥爭而不得不討好毛澤東的時候，毛的個人野心急劇膨脹，他一度覺得他就是當今的斯大林。中共官員已公開吹噓「世界革命領導的中心轉移到我國」，國際共運領袖的責任「落在我們的毛主席身上」。訪蘇歸來的無恥文人當面報告毛，說「蘇聯人民盼望毛主席住到蘇聯去領導他們」。其二，在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之後，毛澤東內心不安，開始做噩夢了：一方面，毛始終放不下「世界革命領袖」的野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裝模作樣與「斯大林晚年」劃清界限。廬山會議毛聽聞「軍事俱樂部」私下議論他「到了斯大林晚年」，不禁怒不可遏，破口大罵，「蘇聯鞭死屍，我們這裡鬧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屍」。毛此後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既要像斯大林生前那樣隨心所欲、無法無天，又不要像斯大林死後那樣被人批判、受人唾罵。在中蘇兩國漸行漸遠直至徹底翻臉之際，毛將其主要心思和功夫都用在了「反修防修」、「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上面。這一切變態行徑，其實都與斯大林生前身後命運向毛澤東的心理投射緊密相關。
面對蘇聯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和恐怖統治進行政治清算，隔岸觀火的毛澤東一直堅持斯大林「功大於過」、「功勞是第一位的」、「始終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主張對斯大林要「三七開」。毛這麼做所要維護的，與其說是斯大林，不如說是他自己。並非巧合的是，毛對待斯的這一套思路、態度和語言，恰好就是鄧小平對死去的毛澤東的正式評價。這似乎說明，毛澤東的「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竟然「成功」了，因為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為百年之後的毛主義道路清障，要把中共未來一切可能的非毛化消滅在搖籃之中。毛澤東定點清除了劉少奇這個「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頭子」，又意外逼死了林彪這個貝利亞式的「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注：蘇聯的非斯大林化並非始自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而是在斯大林中風尚未咽氣的時候就已悄然展開。不獨赫魯曉夫，馬林科夫或貝利亞上台也都會非斯大林化，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最早向斯大林開刀的其實是斯大林大清洗的「親密戰友」、得力打手貝利亞。從《五七一工程紀要》和林彪日記，我們似乎也可以合理猜想，若林彪真的「接班」，也必定會「變修」，必定會大搞非毛化），最後，讓「死不改悔的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撿了便宜。
愛吐痰抽煙的言論打壓人鄧小平。
頂著黨內外、國內外巨大的非毛化壓力，鄧小平始終不肯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澤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紙《歷史決議》，使得從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粉碎『四人幫』」開始，到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兩個凡是」的非毛化進程戛然而止，變成了一個搖搖欲墜的政治爛尾工程。此中玄機何在？真是文革「反修防修」意外成功了嗎？當然不是。這其中有一個鄧小平不肯承認、或許鄧本人尚未意識到的原因，那就是，鄧小平心裡一直照著赫魯曉夫的鏡子，為的是不蹈赫氏改革功成被迫下台之覆轍。
鄧小平曾抱怨說：「在西方，他們稱我什麼都可以，但赫魯曉夫我很熟，我個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瞭解這個人的，把我比作赫魯曉夫是愚蠢的。」然而，鄧小平恰好處於與赫魯曉夫相似的歷史位置，也恰好起著相似的歷史作用。鄧的改革、開放、搞活，對西方示好、緩和，說是「中國特色」，其實當年都曾經在蘇聯做過，赫魯曉夫正是鄧改革的前輩。鄧很清楚，赫魯曉夫十年蘇共第一書記做得很不順利、很不容易，想要「三和一少」，但樹欲靜而風不止：黨內鬥得很兇，東歐很不安寧，中共一個勁兒找彆扭，與西方的冷戰沒有消停過，用毛澤東的話說，赫魯曉夫「多災多難」。兩次遭遇和平政變，第一次被朱可夫搭救僥倖逃脫，第二次被勃列日涅夫強迫退休，此事成了鄧小平難以擺脫的心理陰影。所以，鄧小平刻意與赫魯曉夫拉開距離：赫魯曉夫搞非斯大林化，搞得冒冒失失、跌跌撞撞，生出不少後遺症，所以鄧小平失去非毛勇氣，要堅決剎住非毛化之風。胡耀邦公開贊成鄧小平退休，趙紫陽於敏感時刻對外公佈鄧垂簾聽政「秘密」，都讓鄧頓生疑竇，產生了不祥預感，他怕胡、趙像勃列日涅夫對待赫魯曉夫一樣逼他退休，故先發制人，非法罷黜胡、趙。
中蘇交往、論戰時鄧小平一直是中方主將，如鄧所言，他太瞭解赫魯曉夫，沒有另外一位中國人比鄧更熟悉赫魯曉夫，沒有另外一位外國元首比赫魯曉夫更刺激鄧的戒心。鄧知道赫魯曉夫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因而時刻警惕，怕自己落到赫魯曉夫的下場。但鄧反應過度，把本來應該以民主與法治之道解決的天安門事件變成了不可挽回的血光之災。
後鄧時代的蘇共亡黨噩夢
鄧小平高壽，親眼見證了蘇共滅亡、蘇聯瓦解。他一定還記得中共建政初年那句鼓舞人心的響亮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可惜，當鄧見毛於地下之時，世上只剩下「前蘇聯」這個世人日漸陌生的舊名詞，再也沒有什麼「蘇聯的今天」了，而那句口號也似乎變成了一句魔咒、一個夢魘，揮之不去。鄧與其後的中共領袖從此再也掙不脫蘇聯亡黨亡國的噩夢。他們因此而心虛膽怯、心理變態，怕高層出戈爾巴喬夫，怕地方政府出葉利欽，怕「公開性」、「透明度」，怕政治體制改革，怕新聞自由，怕「西方敵對勢力」，怕群體性事件，怕NGO，怕劉曉波、許志永、浦志強、高瑜……，怕街頭抗議，怕「顏色革命」，怕死到臨頭之際「竟無一人是男兒」，……這一切的一切，都與蘇共亡黨噩夢有著扯不清的因果關係。
然而，有些事情不是想避就能避得開的。蘇共滅亡乃是天滅，只怕中共步蘇共後塵也將「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只是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正如毛雖不想走到「斯大林晚年」，卻與斯大林晚年無分軒輊，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鄧雖不屑於做「中國的赫魯曉夫」，終究也只是化了妝的、走了形的赫魯曉夫。江澤民、胡錦濤當然也都不想被人比作「中國的勃列日涅夫」，但以江時代大搞官僚特權、將「紅二代」打造成權貴壟斷「新階級」，以胡時代政治愚劣、縱官行貪、養虎遺患，江胡種種「特色」，與蘇聯漫長而昏庸的勃列日涅夫時代何其相似乃爾！不管中共如何繞、如何躲，似乎冥冥之中總有一條看不見的紅線在牽引著它，讓它沿著「前蘇共」的道路走下去，直至走到相似的結局。
習近平是「中國的安德羅波夫」
充滿夢想執行打壓民主自由技倆超越毛鄧的習近平，甘獨演”mission impossible”。
安德羅波夫是死後得到俄羅斯民眾好評最多的前蘇共領袖，被譽為「唯一可能挽救蘇聯的人」，某種程度上這種評價是不真實的：這一是沾了普京「高支持率」的光，安、普二人的相似之處很多──比習近平對普京自道「我與您性格很相似」還要更加神似一些；二是安德羅波夫來去匆匆，掌權一年三個月即撒手西去，來如驚鴻遊龍，去如電光火石，給後人留下了加以理想化的想像空間。安德羅波夫真要長期掌權，則久未必佳，只怕最後不僅救不了蘇共，反而帶給蘇聯人民的集權之痛、「法制」之苦會來得更多些、也更猛些。當今普京就處在當年「安德羅波夫新政」的政治延長線上，歷史以這樣的方式給了安德羅波夫足夠的補償。但普京之政外強中乾，乃隔代遺傳之蘇俄專制餘緒，早就沒什麼值得期待的地方了。
習近平未必躲得過亡黨結局
作為「中國的安德羅波夫」，習近平有足夠的時間──甚至還有人慫恿習打破兩屆一換的交接班規則。也許，官運長久並非安德羅波夫們的命運，即使他沒有生病。在蘇共，安德羅波夫之後是更加病弱的契爾年科，一年之後換成了戈爾巴喬夫。人人皆知，習近平最不想做的角色就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並非不可理解，因為戈爾巴喬夫自己也不想。
不過，不想做其人，不等於不會遇其事，更未必就可逃得過亡黨噩夢。中共文人總是把蘇共亡黨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政治改革，這是天下最愚蠢的總結。即使就事論事，如果沒有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變」，戈爾巴喬夫和蘇共仍有機會探尋並實現另外的結局，或許好一點，或許壞一點。耄耋之年的戈爾巴喬夫回憶往事，表示他從不後悔政治改革，但後悔改革得太晚，還後悔在高度敏感時間遠赴烏克蘭度長假，給政變者製造了機會。對於拒絕政治改革的習近平來說，他或許永遠也不會後悔改革得太晚，但對於「打老虎」已深陷「膠著狀態」的習近平，難保他會有予政變以機會之類的同樣後悔。不久前沈大偉教授也明確談到了習近平或將遭遇不是戈爾巴喬夫的戈爾巴喬夫式結局，他說，「我也不排除習近平在權力鬥爭或政變中被廢黜的可能性」。是的，「前蘇共」就擺在那裡，擺在歷史裡，擺在現實中，擺在習近平們心裡──別以為中共離它很遠，其實噩夢從未遠去，更而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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