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何能領導世界?
從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說起
熟讀中國歷史、熟知中國政情、講一口流利中國話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曾經是基辛格、拉姆斯菲爾德所倚重的中國問題專家,從尼克松政府以來一直擔任美國政府對華戰略顧問,現在他又成了特朗普總統主要的中國事務顧問。
白邦瑞對共產黨中國的認知與態度經歷過一場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曾經是最熱烈的「熊貓擁抱者」,是基辛格聯中反蘇戰略最早的設計者,一度強烈主張美中軍事結盟;九十年代幡然悔悟,痛感美國人過於老實厚道,「人善被人欺」,被中共的偽善言詞所迷惑而認敵作友,此後變成了最激進的對華戰略鷹派、「中國威脅論」者,轉而主張聯俄反中、扶台抑中。
兩年前,白邦瑞寫過一本《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世界的秘密策略》的書。這是一本典型的「陰謀論」作品(白氏所謂「秘密戰略」即是中國所謂「陰謀」),大量引用了中共軍方鷹派人物的言論作為立論依據。白邦瑞認為美國學術界、外交界「嚴重低估了中國鷹派的影響力」,事實上,習近平的「中國夢」便來源於中共軍方鷹派、陸軍上校劉明福的著作《中國夢》。白邦瑞說,從毛澤東、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一直在欺騙美國、忽悠美國,「誤導和操縱美國的決策者」,以便從美中合作中獲得美國政府慷慨無私的扶持和幫助,廉價取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和戰略利益,但中共從骨子裡對美國和西方價值的反感、對美國實力和美國制度的敵意與仇恨從未改變,戰勝美國、取代美國而統治世界的陰謀亦從未改變。他還說,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就是春秋戰國時代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現代版。
某種意義上,白邦瑞的判斷是正確的。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超英趕美」、「反帝反修」,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習近平的「兩個一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僅在時序上具有連續性,在政治涵義上也具有針對美國和西方的意味分明的意識形態對壘性以至戰略攻擊性意圖。這就使得毛的「不稱霸」、鄧的「不當頭」、習的「不衝突、不對抗」顯出心口不一、表裡不一的偽善性和欺騙性。但是,說中共政府從一九四九年起便確立了一項持之以恆、一以貫之的取美國而代之「領導世界」的「百年馬拉松」「秘密戰略」,卻也未免高估了中共的政治確定性和戰略定力。

從毛到鄧的國際戰略轉向
不錯,毛澤東做過「世界領袖」的春秋大夢。斯大林死後,毛對赫魯曉夫的「革命經驗」和領導能力頗為不屑,以為機會來臨、天降大任,欲以「馬、恩、列、斯、毛」排名次序取代「馬、恩、列、斯、赫」的共產正統,要與赫魯曉夫爭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把交椅。但毛的心裡很清楚,以中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決不可能領導世界。何況毛的「世界觀」裡永遠只存在一個鬥爭和對立的分裂世界,所謂「世界領袖」也只是領導「革命的世界」反對「反革命的世界」而已。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訪蘇發表了不怕核戰爭、不怕中國死一半人的空前好戰言論,同時大談特談國際共運「以誰為首」的假想議題。但毛也略帶調侃地承認:「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本。……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言外之意是,等中國大煉了鋼鐵、放了衛星、造了原子彈,「以誰為首」的問題就得重新說道說道了。所以,大躍進「超英趕美」只是個噱頭,「超德(東德)趕蘇」才是目標。中蘇交惡之前毛的國際戰略目標與其說是中國要領導世界,不如說是毛澤東試圖領導赫魯曉夫。毛的個人野心,無非是要給蘇聯在意識形態上和國際戰略上下指導棋,借助蘇聯的軍事實力、犧牲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去給美國搗亂、給世界添堵,促成天下大亂、「世界革命」。
等到中蘇分裂、毛澤東成為國際共運的孤家寡人,只能靠中國人民的民脂民膏所點燃的「歐洲明燈」阿爾巴尼亞和亞非拉毛派共產黨(即「共產黨(馬列)」)以維護「世界革命」的虛名,偌大中國的國力和民生被迅速起飛的周邊各國拉開差距,毛如白邦瑞一樣也曾幡然悔悟,意識到中共除了「革命」一事無成,乾脆破罐子破摔,宣佈「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與尼克松見面時,毛伸出大拇指對著尼克松,然後用小指頭對著自己說,「你們是這個,我們是這個,因為我們沒有原子彈(那時中國早就有了原子彈和氫彈)」。尼克松曲意恭維毛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毛回答道:「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歪理邪說的毛澤東終其一生沒弄明白一個居於世界領導地位的大國除了敢於殺人、不怕死人之外還需要些什麼東西。
平心而論,鄧小平所確定的友日和美、靠攏西方、對外開放的發展策略和「韜光養晦」的國際戰略,並不完全如白邦瑞所言是對美國的欺騙和忽悠。比起毛澤東爭當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發動「世界革命」的春秋大夢,鄧小平基於實用主義的「韜光養晦」戰略的確包含有對美國和西方世界減少鋒芒、表達親善的內涵。鄧甚至一度有過傾慕西方的姿態。鄧出訪東南亞時曾頗為真誠地大發感慨:跟在美國後面的國家都發展起來了,跟在蘇聯和中國後面的國家都出問題了。鄧也曾勸過欲效仿中國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某非洲小國獨裁者打消這一念頭。這說明鄧小平深知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是將錯就錯、迂迴進取的落後制度和扭曲模式,其所開創的「一黨專制政治+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在世界上毫無推廣利用的價值。雖然韜光養晦的本意是暫時隱忍、將來迸發,亦可解釋為國弱時臥薪嘗膽、國強時報仇雪恨,但鄧小平並沒有想得那麼遙遠。事實上,鄧無意於謀求世界領導地位,蘇聯解體之際,鄧對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說,「別人的事情少管」,「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也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當然,對於美國和西方,鄧小平所親善、所傾慕者,只是其雄厚的資本、先進的科技、完善的企業管理經驗,而對「西化」的實質內容──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西方價值和西方式制度──則極力排拒,且嗤之以鼻。但大體而言,鄧小平及其政策繼承人江澤民、胡錦濤並沒有制定或者執行一套取代美國而領導世界的「秘密戰略」,有的只是搭美國的便車、佔西方的便宜、鑽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空子、得全球化的好處,以便夯實自己一黨專政的執政基礎,即所謂「悶聲發大財」(江澤民語)的實利主義哲學。這基本上是一種投機鑽營者而非體系領導者、攪局漁利者而非秩序顛覆者的國際角色與作派。某種程度上,鄧、江、胡希望「與國際規則接軌」,希望被美國和西方各國接受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成員而非現行國際秩序的邊緣人和破壞者,這一願望是真誠的。只是,中共當局絕不願意為此而在自由、人權、民主、法治方面向國際準則有所讓步,即使有朝一日「領導世界」,這樣的讓步也絕不可能。

習近平的中國能夠領導世界嗎
習近平上台的時候,中國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第二經濟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是世界第一)、第三軍事大國。在全球一百九十多個國家中,中國是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但按人均水平計算,中國剛剛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一個更加嚴酷的事實是:中國這個新「崛起」的經濟巨人仍然是人權和法治的侏儒,中華大地仍然是自由的禁地、民主的荒漠。
不過,雖然中國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和軍事實力與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尚不能相提並論,但如果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勢頭得以延續,毫無疑問,中國將是本世紀內最有可能挑戰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國家。這一前景令世人普遍不安,不僅是中國的鄰國感到惶恐,兩岸三地的中國人也大都沒有什麼「光榮與自豪」的氣象,而是感到莫名的緊張與困惑:如果中國成為世界政經體制的主導性大國,如果中國政府把中共當局對大陸人民的壓榨和欺凌推廣到香港、台灣進而輻射到全世界,豈非世界之恥、天下之禍?二十年前,當中共半心半意宣稱「與國際接軌」,曾經給中國帶來了些許進步與繁榮,二十年後,若國際社會在中國強權的壓力之下倡行「與中共接軌」,豈非一副天下大亂的末日景象?
習近平是否有「領導世界」的野心?所謂「崛起」、「復興」、「中國夢」,是否意味著向美國、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發起全面衝擊?人們已經看到:「不爭論」收起來了,「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抬出來了;「辦好自己的事情」收起來了,「一帶一路」走出去了;「少管別人的事情」收起來了,「世界治理」、「人類命運共同體」抬出來了;「與國際接軌」收起來了,「中國聲音」、「中國方案」端出來了;「韜光養晦」收起來了,「核心利益」越來越廣闊了,「亮劍」的姿態越來越高調了;「和平統一」也快要收起來了,「武力收復」的鼓噪聲越來越強勁了。習近平的執政風格讓人產生一種強烈的觀感:友日和美、以西方為師、向資本主義制度求救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已成歷史,以新興強權自命的習近平時代已經到來,而這個新時代,與爭當「世界領袖」、支援「世界革命」的毛澤東時代初期有著形式上驚人的相似之處。
習近平比他所有的前任都更熱衷於參加各種國際峰會,從上合組織、金磚五國到APEC、G20,從博鼇論壇、達沃斯年會到聯合國大會,他都親身與會;為主辦APEC、G20,不惜勞民傷財、大興土木;習也比他所有的前任都更熱衷於國際事務和「大國外交」,上台四年已遍訪五大洲,去過除日本之外的各主要大國,地球村裡到處留下中國元首「大撒幣」的身影。習近平對自己的國際形象和所受到的外交禮遇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偏愛,唯一能蓋過習國際風頭的大國領袖,只有美國總統,習欲在國際舞台上所比照、所爭寵的對象,也是美國總統。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確有與美國爭雄、改造國際格局、參與「世界治理」、建立紅色帝國的政治宏圖。和毛澤東當年講「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意味著正謀求「為首」一樣,習近平講「中美兩國不衝突、不對抗」、「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意味著他正在將中國帶入與美國衝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邊緣。對中國國運而言,這絕非善途。

特朗普與習近平交接棒?
當習近平對美國的領導地位和國際角色心懷覬覦之際,美國新總統特朗普卻對美國所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及其所擔負的超級大國責任表示反感、厭倦和憤懣,認為它們正是「美國不再偉大」的重要原因。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發表了維護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批評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飽含「正能量」的「中國方案」,特朗普則在美國發動了一場大張旗鼓以「美國優先」、「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為口號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運動,試圖從束縛美國、「傷害美國」的全球化與多邊經貿體系中脫身。
習特對立的這一幕是對當今世界局勢的一個意味深長的反諷:在國內最反對自由、在國際上最不遵守規則的大國的獨裁者居然成了國際自由經濟體系的捍衛者,而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締造者、保證者和全球化運動發動者的超級大國的新總統,卻成了國際貿易秩序的「革命」者。「變」「亂」如此,這個世界將往何處去?
一月二十三日,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司長張軍表示,若國際社會有需要,中國願意從美國手中「接棒」擔任世界領導者角色。他說,「若中國被要求扮演領袖角色,那麼中國會承擔其責任」。這番大言不慚的表態與張司長的身份明顯不符,他是在替習主席向國際社會傳話並試探外界反應。習近平不願意背上白邦瑞們中美爭霸、取而代之的指責,他要把「世界領袖」的權力轉移當成一場「禪讓」,以「萬國懇請,天朝俯就」的方式「登基」。然而,中國何德何能領導世界?

來源轉自:
【2017年2月號 動向 總377期(大陸)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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