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生舉起毛澤東像紀念毛誕生120週年。

1979年3月,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四個堅持」的講話。

習近平論文有造假嫌疑無人敢問,習近平絕望掙扎共產黨快要完蛋了。
一百餘年前,共產黨宣言曰:「一個幽靈在歐洲的上空徘徊」。無獨有偶,時至今日,毛澤東的幽靈仍然在中國上空徘徊。坊間俚語所說的「一人國家一人黨,一人軍隊啥都管」,則正是毛澤東獨裁統治的要害特徵。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北京政壇曾經圍繞「真理標準大討論」,有過「留毛」還是「去毛」的激烈爭論,後被鄧小平祭出「四項基本原則」壓制住。但「留毛」、「去毛」之爭一直暗潮洶湧,至今不息;更有人欲復辟毛主義,做今日之毛澤東。
毛澤東實為中共負資產
「開國有功,治國有罪」是曾經當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老人對毛一生的評價。「開國」是否有功,姑且不論,但「治國有罪」則罄竹難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中國共產黨自身,尤其是對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都造成了長期的、系統性的巨大災難。現粗略列舉如下。
一)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年(一九五零),毛澤東即不顧黨中央高層,包括劉少奇、林彪在內的多數領導人反對,貿然派百萬大軍赴北朝鮮,代蘇共出兵,與聯合國軍作戰,讓無辜中國人付出六十九萬軍人死傷,三萬多將士被俘的慘重代價,且因此被西方世界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封鎖了二十多年,使國家長期處於孤立、貧困狀態。
二)實行暴力土改,槍殺了三百多萬毫無反抗能力的地方鄉紳,即「地主分子」,徹底摧毀了中國鄉村的民間社會、民俗、文化傳承,使人心思暴,民風失仁。

城鄉社會主義改造,扼制生產發展
三)推行農業合作化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剝奪了農民(且是「翻身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及其耕種權,搞所謂「集體生產」、「集體分配」,扼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致使農業生產停滯、低產低收,糧食供應不足。
四)在全國城鎮大搞社會主義改造,名曰「公私合營」,實為把私營工礦企業、商店、作坊等統統收歸公有;所謂「全民所有制」及「集體所有制」,實為「共產所有制」,致使廣大職工吃大鍋飯,拿低工資、低勞保,喪失了生產積極性,造成物資短缺,供應緊張,一度連火柴、手紙、毛巾、肥皂等最普通的日用品都要憑票供應。

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釀全國大饑荒
五)發動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大搞「陽謀」,把五十五萬知識精英打成「右派分子」,另把兩百多萬知識分子劃寫「內控右派」。廣大知識分子受迫害、凌辱長達二十二年之久,此實為一次「比秦始皇高明十倍、百倍」(毛澤東語)的新「焚書坑儒」。
六)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三面紅旗運動,藐視客觀規律,不懂經濟卻以政治統帥經濟,急功近利搞超英趕美,土法煉鋼,大放牛皮衛星,濫挖、濫採、濫伐,加上吃公共食堂,妄圖在中國實現軍事共產主義,結果造成一場亙古未有的大饑荒。
七)一九五九年倒行逆施,為一己私慾,罔顧民命,在各省區已經發生饑荒的形勢下,悍然發動「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把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元帥為首的兩百多萬黨內幹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同時繼續在城鄉經濟領域蠻幹,高舉三面紅旗,躍進再躍進,從而造成連續四年(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的全國大饑荒,活活餓死人口四千多萬。單是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省,這四年期間的「非正常死亡」就高達一千一百萬。

大興文字獄,自比秦始皇
八)大興文字獄。毛澤東在工農業領域瞎折騰的同時,更對知識分子強行洗腦,進行「思想改造」,並造成一九五五年的「胡風反黨集團案」、一九五六年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數不清的文字獄冤案、一九六二年的「利用小說反黨案二(直接受害人為習近平之父習仲勛),一九六六年初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毛澤東本人會大言不慚地在中共八屆二次大會上(一九五八年五月)公然宣稱:「右派說我們是秦始皇,搞焚書坑儒。他們說的遠遠不夠。秦始焚書坑儒坑了四百個儒生,我們鎮壓反革命一次就殺了四十萬。‥‥所以,我們比秦始皇高明十倍、一百倍!」
倡導領袖崇拜、個人迷信
九)大搞領袖崇拜、個人迷信,自我神化。據朱德秘書回憶,一九五一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中央書記處擬定「節日慶祝遊行口號」,交中央領導人傳閱、圈定時,是毛澤東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之後,大會小會呼口號,黨、國家、軍隊。人民都是一個「萬歲」。而毛主席則是「萬歲,萬歲,萬萬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後,林彪等人投毛澤東所好,在黨內車內大樹特樹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尊毛澤東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偉大統帥。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世界革命的偉大導師。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更是當著毛澤東的面,高呼「四個偉大」、「四個無限熱愛、崇拜‥‥」。稱毛澤東為「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還發展出「早請示」、「晚匯報」等整套宗教膜拜儀式,可謂登峰造極。毛澤東大為受用。直至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密謀暗殺毛澤東未 果外逃,這套膜拜儀式才被中止。
毛對餓死四千萬人員負有直接責任
十)濫施外援。自新中國成立那天起,毛澤東就習慣濫施外援,稱之為「支援亞非拉各國人民的反帝反殖民主義革命鬥爭」,而實際上則是去搞世界共產革命。他出人出錢出武器裝備,直接組建、援建各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及其遊擊武裝不計其數。其中最著名的有緬共地下武裝、馬共地下武裝、紅色高棉解放軍、印共地下武裝、泰共地下武裝、尼泊爾地下遊擊隊、哥倫比亞地下武裝、秘魯地下武裝等等,其中印度地下武裝、哥共地下武裝至今仍稱為「毛派遊擊隊」。
此外,毛澤東不顧國計民生、漠視人民死活,去非洲無償援建坦贊鐵路以及在非洲各國無償援建體育館、劇院、廣場、公路、碼頭等等。在中國自身外匯緊缺的情況下,常有亞非拉的小國、窮國的領導人來伸手要錢,毛澤東往往在周恩來總理報上來的數字後面添一個「零」,五十萬美元就變成五百萬‥‥還有,在中國發生大饑荒,餓死四千萬人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毛澤東仍批准援助北越十萬噸大米。援助「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五萬噸大米,援助剛果一萬噸糧食。同期還對北朝鮮政權提供數額巨大的援助。中國人的生命在毛澤東眼中如同草芥。

發明「鬥爭哲學」,黨內外大整肅
十一)大搞黨外階級鬥爭和黨內路綫鬥爭,實為黨內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毛澤東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學說,規定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代代議,力圖把全中國每個家庭,每個人的階級成份血統化。世襲化。黨內一次次排除異己的權力爭奪則稱為路綫鬥爭,例如把一九五五年「清除高、饒聯盟」稱為第六次路綫鬥爭;一九五九年反「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稱為第七次路綫鬥爭;一九六八年揪出「劉少奇叛徒集團」稱為第九次路綫鬥爭;一九七一年揪出「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稱為第十次路綫鬥爭,等等。
以公款編印個人作品。謀取巨額「稿費」
十二)無限量印行自己的著作,貪污巨額「稿費」,《毛澤東選集》四卷、《毛澤東著作選讀本》皆出自毛澤東在各個革命時期的報告、文件。這些報告、文件。除少數由毛澤東本人撰寫(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其餘絕大部分均是黨內秀才們組成專門班子集體寫作而成(如《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等),但是卻以毛澤東個人名義發表、印行。一九四八年,劉少奇主編《毛澤東選集》時,曾提出在《實踐論》、《矛盾論》的正文後面附個註釋,說明一下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胡喬木、周揚、成仿吾等十幾位同志參加了寫作,引發毛澤東大怒,由此作罷。這些主要著作的原稿(有的毛澤東僅修改了二十幾個字),也因「警衛人員保存不當在轉移中丟失」。
毛澤東真正的著作是那本《毛澤東詩詞三十七首》(儘管也曾經由郭沫若、胡喬木、田家英等人推敲、潤飾),一九六三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先後印行了兩千多萬冊。
一九六四年,毛澤東贊許國防部長林彪在解放軍內編輯、頒行《毛主席語錄》,官兵人手一冊,被奉為新中國的「紅寶書」。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此「小紅書」頒行全國,並發放到海外,作為八億中國人民「早請示」、「晚匯報」時必須手持貼胸的「寶典」。林彪、周恩來、江青等人手搖小紅書、緊跟在毛澤東後面的新聞紀錄片畫面,至今長存中國軍民的腦海裡。後來有人估計,毛澤東的「紅寶書」印行達四十億冊之多,超過了西方世界發戶行量最大的基督教《聖經》。
濫印毛澤東著作有以下四大特徵:
公家組織人員集體寫作、編輯,公家花公款印刷、發行,公家花公款購書、分發給幹部、群眾捧讀、學習,毛澤東個人獲得巨額「稿酬」。毛澤東去世後,中共幾代領導人紛紛出版《文集》、《回憶錄》,獲取數千萬直至上億人民幣的「版稅」,大多也是類似的公款編寫、公款印行、公款購買模式,實為一種黨內隱性巨貪行為。

發動文革,造成十年浩劫
十三)瘋狂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造成中華民族十年浩劫。據前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元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透露:「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八千億元人民幣。
以上僅舉出毛澤東的十三項主要罪行,即可證實: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在長達二十七年的時間裡,毛澤東誤國、禍國的行徑其有年復一年連續性、系統性,是實行了「封建法西斯專政」,給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所造成的損失難以估算,是不可原諒的。包括大批開國元勳如劉少奇、李立三、彭德懷、賀龍、陶鑄等被活活整死,還有鄧小平及其家人慘遭迫害,等等。

中共高層「去毛」、「留毛」之爭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全黨上下確實有過一段「痛定思痛」的思想意識,特別是對毛澤東一生的功過評價,有了全新的質疑、反思。由此有了胡耀邦力主的平反全國冤假錯案,有了趙紫陽、萬里力主的農村經濟變革。一九七八年展開的影響深遠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更是對毛澤東主政二十七年推行極左路綫的大審視。新認知。當時的「去毛」、「留毛」之爭暗潮洶湧。「去毛」派主張一次性講清楚毛澤東的問題,徹底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崇拜,以絕後患。防止日後文革再起。具體做法是把毛像從天安門城樓上摘除(文化大革命前天安門城樓並未懸掛毛像),把毛陵移出天安門廣場,把遍佈全國大中城市街頭、大專院校較園的毛澤東塑像拆除,不再傳唱有關毛澤東的頌歌等等。「去毛」派的背後支持者為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習仲勛等中央一綫領導人。而「留毛」派則反對「砍旗」,誓死捍衛毛澤東的「光輝形象」,稱「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中國革命」,其代表人物是陳雲、李先念、黃亮誠、胡喬木、鄧力群、彭真等人。
鄧小平對毛齣「抽象肯定」,「具體否定」
「去毛」還是「留毛」鄧小平成為關鍵入物。他心情複雜、矛盾。對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綫鬥爭、人民公社化。世界革命等等,他早已厭惡。欲除之而後快,但他又無意被人稱為「中國的赫魯曉夫」。西方輿論早已有此稱謂,鄧小平數次在接受西方記者採訪時予以否認。鄧小平極富政治智慧,亦是中共黨內實用主義兼機會主義大家。在極其複雜的環境下,他採行左右兩手做法,即對「留毛」派,他務虛,祭出「四項基本原則」。從理論上、口頭上保留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傳統地位;對「去毛」派,他務實:右派改正、地富摘帽;今後不再搞思想鬥爭,終止黨內路鬥爭,不再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取消三面紅旗,取消人民公社,恢復中國社會的鄉、鎮體制;允許發展民營經濟,鼓勵人民經商致富,等等。
鄧小平對毛澤東及毛思想,基本上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但中共高層對毛的評價分歧依然尖銳對立,一直持續下來。

拆除城市街頭、廣場的毛塑像
人們不應忘記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的「去毛」功績。除了撤銷人民公社、廢止階級和階級鬥爭兩項,實際上的「去毛」還有以下舉措:
一)由中央下達內部建議,不反對各省市自治區有關部門為暢通城市街道交通,拆除文革期間樹立在各地十字街頭。廣場中心、文化古跡等處的毛澤東塑像。至於大專院校校園、解放軍營房、機關大院、革命紀念地的毛澤東塑像是否保留,由各單位自行決定。好傢夥,此「中央建議」下達後的短短幾個月時間,樹立在全國大中城市廣場、街頭的所有毛澤東塑像統統被拆除殆盡。因是鋼筋水泥塑像,各地拆除工作均是在半夜以爆破方式進行,並於當晚清除乾淨,平整路面。當時有不少好事者嘲諷:「毛大爺沒想到身後被粉身碎骨」。全國大專院校、解放軍營區、文化古蹟內的毛塑像也大部分被拆除,說是祇有北大、復旦等少數幾所大學校園保留了毛塑像,仍讓毛澤東年復一年蒙受日曬雨淋之苦。

終止毛式領袖終身制及世界革命
二)鄧小平在一九八零年作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講話時,提出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要求省部級幹部六十五歲退休,國級、副國級幹部七十歲退休(後規定為「七上八下」),廳局(地師)級及其以下幹部六十歲退休。此亦針對毛澤東晚年躺在床上直至病死仍當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掌控著黨政軍最高權力。為了安撫黨、政、軍的大批老幹部、老將軍,鄧小平、胡耀邦等人還為中央和省市二級設計出臨時性的「顧問委員會」,鄧小平親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至於八零年代後期,鄧小平、陳雲等人退而不休,形成「兩宮親政」格局,則是另外的話題。
三)終止毛澤東的世界革命運動。一九八零年起,鄧小平即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作出決定:撤銷中南、西南、西北地區為亞非拉國家設立的十幾處「游擊隊訓練營地」,仍滯留在各地的外國人員統統禮送出境。停止對馬來西亞、緬甸、泰國等地下武裝的支持,把派出去的中方相關人員召回國。鄧小平並勸馬共、緬共、泰共等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誠,今後成為各國合法公民。此舉為中國與東盟大多數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或恢復外交關係)打下基礎。至於印度北部山區仍有毛派游擊隊在打家劫舍,尼泊爾毛派游擊隊打了十幾年內戰終於推翻國王統治奪得政權,則是另外的話題。

打破毛式「關閉鎖國」
四)緩和毛澤東與蘇共交惡而造成的中蘇緊張關係。不再批判蘇共搞修正主義,不再稱蘇聯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從而進一步緩和中蘇兩國長達七千六百公里邊境線的軍事對峙,盡量為國內的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
五)打破毛澤東長期的閉關鎖國、夜郎自大政策,竭力建立和維護好與美國及西方各國的友好關係。不再呼喊「打倒美帝國主義」、「社會主義一定戰勝資本主義」之類的毛式口號。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訪美時,向美方提出口頭承諾:今後新中國願意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運行,以美國為友,向美國學習。此即鄧氏改革初期的「韜晦之術」:不出頭、不打旗,埋頭國內經濟建設發展。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大批量向西方國家派出留學生。訪問學者,去向美、英、法、德各國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及管理經驗。胡耀邦當時說:派出去的人,今後哪怕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肯回來工作、服務,那對我們科學的進步。發展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胡耀邦此言是針 對胡喬木等人的「人才流失論」而說的。但為十幾年後中國的經濟,科技騰飛所印證。
六)提出「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革命化」的方針,不再像毛澤東那樣從工人、農民中直接提拔領導幹部,不再出現陳永貴(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書、農民。文革期間任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陝西西安市某國棉廠紡織女工,文革期間任國務院副總理)、王洪文(上海國棉十七廠工人。保衛幹事,文革期間任黨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式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只會喊毛萬歲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這同時,規定軍隊亦不再像毛時代那樣從「五好戰士」中直接提拔軍官。解放軍軍官要有軍事院校學歷,經過專業培養才分配到部隊基層,從排級幹部做起,以提高整個軍隊的科學文化素質。

興辦經濟特區,閩粵先走一步
七)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沿海經濟特區,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及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管理制度,體現了一種完全不同於內地的經濟政策、自由開放。鄧小平提出「廣東、福建先走一步」,並準備在四個經濟特區內試行民主選舉,搞政治體制變革。正如反對所有的重大社會變革一樣,以陳雲為首的黨內保守勢力對設立沿海經濟特區尤其反感,予以各種刁難。陳雲說:深圳那個地方只剩下國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了。陳雲發誓有生之年絕不踏進經濟特區一步,後來也果然如此。鄧小平則多次到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視察、休息,給予堅定支持。不知是陳雲保守勢力過於強大,還是鄧小平自身的改革思想退縮,後來「廣東、福建」兩省並未「先走一步」,政治體制改革停滯,所謂的改革開放始終停留在經濟層面。近年來,政治層面越來越走回頭路,回復個人集權,復辟毛澤東主義。
試行基層民主選舉
八)試行縣級及縣級以下行政機構領導人民主選舉制。一九八三年,人大甚至通過了《選舉法》,意在以後逐步往上推行。但此項法律受到黨政權貴們的層層阻撓,始終貫徹不下去。陳雲系保守勢力大將,胡喬木、鄧力群控制的黨喉舌大批「西式選舉制度是假民主」,是「有錢人的政治遊戲」,是「金錢政治」等等。八零年代。倒是北大、復旦等大專院校由學生們自發舉行過「學生會主席」選舉,全體學生一人一票,結果也不被教育部門承認。直至今天,此項選舉制度仍停留在村一級,由村民們一人一票選舉村委會主任,但候選人仍由鄉黨委指定。各地因村委會選舉不公,年年都有群體事件發生。
全民經商、務工。解放農村勞動力
九)全民經商、辦企業。在毛澤東時代,嚴禁城鄉居民從事任何個體商業活動或興辦任何個體作坊、店鋪,更遑論辦工礦企業了。民間販運銷售物資被指為「黑市」、「投機倒把」,由公安部門取締並判罪,情節重大者甚至被執行槍決。文化大革命期間,明令禁止公社社員到集市上去出售家庭自留地裡出產的蔬菜瓜果、自養的雞鴨及其蛋品,叫做「割資本主義尾巴」。此外還嚴禁農民外出務工,實行所謂「五匠歸隊,勞力歸農」;規定木匠、鐵匠、石匠、泥瓦匠、裁縫等手藝人都必須留在生產隊勞動,外出的要派民兵抓回,長時期把農民圈禁在有限的耕地上,充當公社農奴。因之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一代領導人鼓勵民間興辦個體商業、工礦企業, 鼓勵民間長途販運物資,允許農村剩餘勞力外出務工、謀生,實為對廣大農村人口的一次大解放。直至本世紀初,形成兩億規模的農民工大軍在全國各地流動、務工,與毛澤東時代禁止農村人外出的奴役苛政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去毛化」政策受到陳雲派系干擾抵制
十)指示「停止姓社、姓資爭論」。一九七八年前後,葉劍英、李先念等領導人出於對毛澤東時代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一系列誤國誤民行徑的悔悟、認識,曾清醒地指出:社會主義搞過了頭,就是法西斯主義,在中國是封建法西斯主義。一九八一年前後,鄧小平也曾多次對來訪的非洲國家領導人說:你們不要匆忙搞社會主義;我們搞了二、三十年,還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整個八零、九零年代,以陳雲為代表的黨內反改革保守勢力旗下有兩員馬列主義大將胡喬木、鄧力群,一次次授意其道隨者大搞「資本主義泛濫」、「資本主義罪惡」的輿論宣傳,激起鄧、胡、趙旗下的理論要員于光遠、何方等人奮起反擊。鄧小平為避免爭論擴大化、激烈化、全面化而影響改革開放大局,不得不下令停止「姓社、姓資」的爭論,今後讓事實說話。但是,既然是共產黨執政,就怎麼也擺脫不掉「社會主義」這道符咒。於是在趙紫陽接替胡耀邦任總書記的一九八七、八八年,發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提法。趙紫陽下台後,它又完善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即這個社會主義為中國所特有,並不一定適用 於其它國家。

政治局曾對毛的問題作出決定
儘管如此,「毛澤東」對於中共來說,始終是道繞不過去的「坎」。以鄧、胡、趙等為一方的改革勢力與陳雲、胡喬木等為另一方的反改革勢力,其爭論焦點永遠是如何評價、對待「毛澤東」。
一九八三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兩派達成一項共識,並形成文字記錄:由黨的第三代、第四代領導核心去對毛澤東同志一生功過作出全面、客觀的歷史評價。其意思是:到那時就可以決定把毛像從天安門城樓上摘下來,天安門廣場上的毛陵可以遷回毛老家湖南韶山去了。

新版人民幣百元大鈔頭像之爭
一九八零年代初,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財政部、人民銀行開始印製發行面值為一百元的人民幣。票面的正面叠印著「毛、朱、劉、周」四人的側面頭像。此百元大鈔使用到九零年代,從下到上普遍反映票面藍綠色,入眼不夠鮮明,四巨頭側像又顯繁複,不易辨認,且防偽技術一般,易被歹徒仿製。因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提出遵循國際通行的貨幣圖案方式,票面只印製一位最為群眾熟悉的領袖頭像,一是毛澤東、二是周恩來、三是鄧小平、三人選一。三種新百元大鈔圖案很快設計出來,正反兩面皆以淺紅為底色,製造了若干張樣品,供黨內高層傳閱,提供意見。現職中央領導人多主張採用鄧小平頭像,蓋因挾「中國改革開放的總決策者、總設計師」之名,新版百元大鈔正面頭像非他莫屬。退離休中央級老幹部則多主張採用周恩來頭像,因周在極其困難的毛時代在最低程度上維持了國家的經濟建設,並在文革晚期突破重重阻力提出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新中國的兒女們永遠不要忘記他的功績。多數人的意見還認為,最不應該用的是毛澤東頭像,因為毛對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只有干擾破壞,在位期間製造了一系列經濟災禍,損失難以估算。三種設計方案最後呈交鄧小平、陳雲二位拍板。鄧小平表示尊重多數人的意見,意即同意使用周的頭像,也不反對使用他的頭像。陳雲則一口咬定必須使用毛頭像,只有毛的頭像最為全國老少婦孺皆知,周、鄧都遠不如毛;若不採用毛的頭像,他陳雲搞了大半輩子經濟,死不暝目。
事情到這個份上。從不計較自己表面名位的鄧小平開了口:照陳雲同志意見辦。人死,還是以暝目為好。於是,毛頭像上了新版百元大鈔。一位中央負責人苦笑:中國的事情就是這樣,越不得人心的越能撐門面。也有人說:當初就應當提出毛、周、鄧、陳四人頭像方案,或許陳雲老爺子就不會那樣一口咬定了。坊間則對淺紅色票面加毛頭像,一度多有嘲諷:娘的像冥錢,不吉祥。

習近平欲做「毛澤東第二」
新版人民幣百元大鈔的發行,無形中鞏固了毛澤東的正面形象及其瞞天過海的「歷史地位」、「歷史功績」;以致鄧、陳之後,江澤民、胡錦濤兩代領導人都無膽、也無意遵從一九八三年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對毛澤東一生功過作出客觀的、實事求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評定了。儘管江澤民一九九零年代訪美期間接受美國著名記者採訪時,公開否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並曾通過其「帝師」汪道涵對外放話,欲替共產黨改名字:中國社會主義民主黨。
眾所周知,到了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其政治理念已全面回歸毛主義。二零一二年上台伊始,即宣佈「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否定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六十年是個偉大的整體」,公然否定毛澤東三十年的極左政治路線、經濟災難,混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事實,以圖為毛澤東瞞天過海、歌功頌德。緊接著,又下達禁令「七不講」,不准講憲政民主、不准講人權自由、不准講普世價值、不准講公民社會、不准講領袖人物是非功過、不准講黨的歷史錯誤。在借大規模反腐肅貪的同時,大肆抓捕異議人士、維權律師。有人說,習三年抓捕的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已超過改革開放三十年所抓捕的相關人士總和。復辟毛澤東,已是天天都在發生的事實。更有人悲觀地說:現在是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時代,沒有文革名義的文革。

來源轉自:
【2016年2月號 爭鳴總460期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大陸)北海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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