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預言家與糟糕的預言家
人類思想史上不乏偉大預言家的身影，英國人愛德蒙‧柏克精準地預言了法國大革命的結局和長遠後果，他不僅提前預告了暴民專政、政治屠殺、恐怖統治，甚至連軍事強人接管革命爛攤子並進行獨裁統治也預測得分毫不差。法國人托克維爾天才地預言了美國和歐洲民主化時代的到來，他還預言了美國或爆發南北戰爭，將吞併德克薩斯，他甚至提前一百多年準確預報了美、俄兩國將共同統治世界（托克維爾因此而被恭維為未來學的奠基人）。
近代中國人當中也有大師級的政治預言家，如梁啟超便是，梁精準地預言了清王朝的覆滅時間（「將來世界字典上決無復以『宣統五年』四字連屬成一名詞者」），也清醒地預見到了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難免長期內亂和嚴重外患，晚年梁啟超（梁五十七歲早逝，其實談不上晚年）預見到了日本將侵華且將失敗（「若欲戡定中國全國，則所耗日本兵力財力必二三十倍於台灣」，「數十年後其國反以是自取滅亡」），他甚至預見到了五四時期中國剛剛從俄國沾染上的「赤化」、「赤禍」非同小可，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但總的說來，作預言是極困難的工作，好的預言家如鳳毛麟角，十分稀少，大多數預言家都是濫竽充數，不值得信賴。共產黨的大宗師馬克思、列寧就是成績特別糟糕的預言家，關於未來，他們沒說過幾句靠譜的話。馬克思幸災樂禍地以真理的名義宣判了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的死刑，順帶以上帝般的口吻預告了家庭、民族、階級、國家等等一切既有的人類共同體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人人平等、個個富足、共產共家、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迄今為止仍將這一套早已破產的「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奉為圭臬的國家，卻是當年馬克思眼中「東方專制主義」的大本營中共。
「中國崩潰」用詞不當
糟糕預言家的通病是草率、臆斷，好作誇大之論，好出驚人之語，某種程度上近乎「標題黨」。但問題在於，糟糕的預言家往往更加吃香，他們更擅長嘩眾取寵，更容易名滿天下。近些年來關於中國的預言就是如此，要麼「中國第一」，「中國世紀」，要麼「中國大劫」，「中國崩潰」，總之不是好上天，就是壞入地。其實，以中共的立場而言，鼓吹「中國世紀」固然很有面子，驚呼「中國崩潰」──這個詞兒在中文裡通常包含了四分五裂、天下大亂、一塌糊塗、一敗塗地、全面倒退等負面含義──也有政治上的好處：把共產黨政權的倒塌描繪得可怕一些、再可怕一些，不僅禍害本國、禍及周邊，還要禍害子孫、禍延全球，那麼兩害相權，為免於「崩潰」之害，豈不是讓共產黨繼續掌權、再繼續掌權來得更合理一些？
在東歐、蘇聯共產黨政權發生多米諾骨牌式的連續倒台之前，全世界的政治預言家們竟集體缺席，他們全都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蘇東各國並非無跡可尋的制度衰竭表徵和政權猝死先兆。似乎是為了彌補在蘇東巨變中後知後覺的遲鈍表現，這些年來，預言家們對中國作為上一波共產政權猝死風潮的倖存者、兩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漏網之魚，給予了超乎尋常的積極關注。預言紮堆，言多必失，倒也無可厚非，但我以為，即使以蘇聯、東歐為參照，像「中國崩潰」這樣的預言也有誇大其詞、聳人聽聞之嫌。嚴格說來，蘇東巨變大多數當事國之擺脫共產黨政權，事變之前前後後，均未產生崩潰性的嚴重後果，相反，都走上了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雖然有些國家走得不太穩健，但也不必以「崩潰」二字相貶。即使前蘇聯、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分裂、國家解體，亦未始不是一種解脫，只有前南斯拉夫是例外，其裂解過程過於血腥暴烈，不值得給予正面評價。
章家敦律師寫了那本思想性、邏輯性都欠佳的暢銷書《中國即將崩潰》，發佈了一條精確到年份的「中國崩潰」預言，而其核心論據不過是中國經濟經不起WTO衝擊，一經衝擊必全面引爆積聚隱蔽已久的中國經濟──金融危機，於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非「崩潰」不可。他顯然沒有用對「崩潰」這個詞兒──前兩波國際金融危機既然並未導致東南亞與歐美崩潰，同理也就未必導致中國崩潰，或許反而更有利於中共借機強化中央集權統治也說不定，但更糟糕的是，他恰好把整件事情給說反了。比起那些更加成熟的市場體系國家，半吊子市場經濟的中國才是此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最大獲益者。如果章家敦真的相信市場競爭和經濟自由主義的邏輯，他本該知道，國際市場是國內市場的友軍而非敵軍，對外開放是中國經濟──金融體系的解藥而非毒藥，如果他非要把WTO與「中國崩潰」掛鈎，他的預測結果本該是：加入WTO若不能有所化解，至少也將延緩某種程度的「中國崩潰」。
沈大偉「中國崩潰」析疑
沈大偉（David L.Shambaugh）教授不同於章家敦律師，第一，他是美國主流的、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是「中國通」，見多識廣、著作等身，而不是章律師那樣比較業餘的中國問題預言家或「占卜士」；第二，他不僅對美國社會的對華態度、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有深厚影響力，曾是駐華大使候選人，也因一向「親北京」、是「熊貓擁抱者」而常常行走於中共高層和政學兩界，對中共官方亦有深厚影響力，所以，沈大偉三月六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斷言「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開始進入殘局（endgame）」，讓人既覺得意外，也感到新鮮。這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得說，沈大偉的文章有「標題黨」之嫌。實際上，文章內容並不涉及所謂「中國崩潰」，他只是談到了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以及中共現行統治方式的未來存續問題，而完全沒有談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及其領土完整、主權統一和民族關係結構的未來存續問題，所以，其題目中的「中國崩潰」似應改為中共崩潰為宜。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法預測中國共產黨何時會崩潰，但是不難得出結論我們正在目睹它的最後階段。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歷時第二長的政權（僅次於北韓），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永久統治下去。」他還說：「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長期的、混亂的、暴力的。我也不排除習近平在權力鬥爭或政變中被廢黜的可能性。」此種表述當然不是什麼「中國崩潰」，而只是中共倒台，或者僅僅是習近平倒台而已。如果沈大偉的意見只是中共正走在逐漸失去其壟斷性統治地位的道路上，那麼，沈大偉的預言在內容上倒是完全正確的。
沈大偉提出了五個「跡象」──包括富人移民、政治壓制、宣傳失效、腐敗與反腐敗的風險、經濟衰退陷阱──以論證中共統治已進入尾聲的觀點。但是，這五個「跡象」並非剛剛出現，而是由來已久，而僅僅在幾年之前，沈大偉教授對中共和中國的前景卻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在二○○八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中，沈大偉的結論是：「儘管中國共產黨出現了收縮，但它仍然是一個相當強大和具有彈性的組織。確實，問題與挑戰確實存在，但是實際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潰。」他也明確而武斷地排除了當時由江、胡領導的中國「在全面的政治崩潰後四分五裂」，或「陷入長期停滯狀態」，或「墮入法西斯主義制度」，或「回到毛澤東主義制度」等幾種政權衰亡的可能性。
令人不解的還有，在沈大偉的新文章裡，壓制反對派被當作中共崩潰的跡象之一。而在舊著《收縮與調適》中，「中國共產黨也不容許任何反對派出現，因此，一旦任何有組織的政治活動露出苗頭，就會立即遭到壓制」卻被當作中共「執政工具並沒有銹蝕掉」的證據。這兩種說法有著巨大的差異：為什麼二○○八年中共壓制反對派是一種「調適」，二○一四年壓制反對派就意味著「崩潰」？此中差異何以成立？難道他的批評性預言並非對事不對人，而是專門針對習近平當局？
習近平與曾慶紅的路線鬥爭？
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採訪時，沈大偉承認自己發表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標題不當，過於「吸引眼球」，因而引發了不必要的爭議。他沒有繼續糾纏「五個跡象」，而是直截了當切入了習近平與曾慶紅之間的路線鬥爭，以此對文章作出了幾乎全新的詮釋。他解釋說，曾慶紅是中共調適路線的制定人和保證人，曾慶紅路線是中共長治久安的唯一正確路線，當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逐漸背棄了曾慶紅路線，由此走過拐點、掉頭向下，而習近平上台之後拒斥政改、強化鎮壓的執政行為加劇了崩潰走勢，使中共統治更加接近崩潰的臨界點。
沈大偉這番貶習褒曾的講話令人訝異。對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曾慶紅路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從江曾到胡溫，再到習近平，似乎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路線轉向。比如打壓異議，當年江澤民、曾慶紅與當今習近平在程度上、範圍上確有差異，但本質上、方向上並沒有明顯的不同。習近平上台這兩年裡唯一與江、胡兩位前任拉開了差距的作為，只是「打老虎」、反腐敗而已──如果說曾慶紅與習近平有什麼重大路線分歧，似乎也只能是反腐與反反腐的路線之爭。
目前，北京高層權鬥正酣，氣氛緊張，「老虎」很鬱悶，「武松」也很煩躁，用王岐山的話來說，「兩軍對壘，呈膠著狀態」，尚未取得決定性勝利。今年二月，中紀委網站聲討「大清裸官慶親王」，那當然是以古喻今、指桑罵槐的老把戲，矛頭所指，呼之欲出；兩會期間，曾慶紅前秘書施芝鴻氣急敗壞，憤怒回應「全民競猜慶親王」；而曾慶紅勢力染指頗深的國安系統遭清洗，軍委辦公廳、中央警衛局也走馬換將；財新網起底郭文貴，郭文貴隔空叫板胡舒立，……凡此種種，恐怕早就有不止「五個跡象」表明曾慶紅或將淪為習、王新一輪「打老虎」的目標，曾慶紅的勢力眼見得「即將崩潰」，只是困獸猶鬥，還不肯甘心認栽而已。在此微妙時刻，沈大偉教授公開貶習褒曾，此舉疑似介入習曾之爭，人們難免要問：沈大偉究竟是「親北京」還是「親江曾」？他是在替曾慶紅傳話嗎？「崩潰」云云是政治預言，還是「曾老虎」遺言？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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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過去香港有一句老話：如你要令人破產（或破財），就鼓勵人去辦雜誌。所以文人，讀書人，要撐起一份正正經經的雜誌是太難了。自古文章不值錢，而今天，要對中國人宣傳民主也實在不易。當年章家敦說中共十年後會崩潰，我就不信。不是他論據不確切，而是這個中華民族太窩囊！今天沈大偉又重提問題，當然他們是看到了中共的眾多亂象，只是他們實在對漢人的民族性缺乏瞭解。所以我還是傾向於何清漣的看法：潰而不崩。
中國人實在不能和俄羅斯人比，中國人首先是太能忍，只要還有一個供呼吸的小孔，他們就會忍下去。第二是中國決不敢或不願為人先，所以劉曉波是中國人的異類。共產黨正是利用中國人這種弱點，軟硬兼施，既打擊又攏絡，而中國人只要有一點甜頭，便會連祖宗十八代都忘記了。
我現在在國內的老同學，基本上都有一份退休金，多者上萬，少者也有三幾千，生活可以無憂，你想他們會反對現政權嗎？他們也不需要民主，他們生活寫意，要民主何用？
我有一個老女同學，最近在微信給我傳來一個美女唱的毛語錄歌，說是太有才了。我很反感，回了一句：「什麼屁歌不好唱，卻唱毛語錄歌，聽壞人的耳朵。」我想這是一句玩笑話，誰知她馬上回說：「你可以不聽嗎？」她丈夫（也是老同學）還加了一句：「斯文點，不要造次。」大家都是同期從東南亞回國的僑生，現在他們有共產黨養著，便認賊作父，你想中國人還有救嗎？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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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雞儆猴恐嚇知識分子，習近平下令重判高瑜得不償失。中共司法當局重判高瑜，企圖達到習近平的兩個目的：一是殺雞儆猴，利用國家機器製造恐懼效應，威懾一切敢於向黨國挑戰的知識分子，企圖迫使他們屈從黨國路線和政策。二是阻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真實信息自由傳播，以便推行愚民政策，迫使民眾耳目閉塞、不明真相而接受中共欺騙性、蠱惑性宣傳。然而，其結果適得其反。上述兩個目的不僅沒有達到，反而撕下了習近平依法治國的假面具。
損害習的國內威信國際形象
高瑜被重判在國內外都對習近平的聲望造成不良後果，網上對於習近平惡評如潮。雖然中國大陸網絡監管部門指令各個網站不斷刪貼，網民仍然想方設法、轉彎抹角對習表達不滿，稱習近平為「習禁評」；誰不與習近平一起做同樣的夢就得下大獄，去做噩夢；有的網友說這麼愚蠢的判決，可以給高瑜申請諾貝爾和平獎了。
重判高瑜也嚴重損害了習的國際形象。國際社會紛紛譴責中共當局打壓異己和禁止言論自由的行徑。國際人權團體痛斥中國當局對高瑜的判決，指控習近平公然政治迫害。國際特赦組織表示，這一判決踐踏公義，是「假借司法名義攻擊言論自由」。
國際記者聯合會強烈譴責中共對高瑜的判決企圖恐嚇、窒礙新聞自由，呼籲全球媒體和國際社會關注。記者無疆界等國際機構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施壓和制裁。國際非政府組織「保護記者委員會」譴責中國當局重判高瑜，並指出習近平不但禁止任何批評性言論，也對此予以嚴厲懲罰。
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士和美國等十五國外交官試圖旁聽高瑜案宣判，雖然均被拒諸法院門外，但表明了西方對於中共司法當局審判高瑜的嚴重關切。歐盟駐華代表團的代表對中國維權人士的整體情況表示擔憂。歐盟發言人發表聲明表示，「高瑜案突顯了在中國捍衛人權的人士，包括記者、網絡博客作者等，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遭受迫害的情況」。在高瑜案的法律程序被高度質疑的情況下，「我們呼籲中國當局按照國際標準，重新調查案件」。
法院隱瞞九號文件發至級別
中共司法當局必須澄清三個問題：九號文件發至哪個級別、事關意識形態有何機密、為何既要貫徹又要隱藏書面內容？
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下達，一般分為三個黨政級別和相應的密級：省軍（部）級、絕密；地師（廳）級、機密；縣團（處）級、秘密。有時根據文件背景和內容，又分發至省軍級、傳達至地師級；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發至縣團級、傳達至黨員（無密級）。但是，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對高瑜的《刑事判決書》蓄意隱瞞九號文件發至和傳達級別，該判決書載明：「高瑜的打印件中有『此件發至市地師級』字樣」。關鍵在於「市地師級」，邏輯上說不通。在中共體制內，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級別。市分為省級的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這個含糊不清的「市地師級」其中的市指的是哪一級的市？其實，九號文件屬於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法院為了栽贓陷害，製造政治冤案，進行司法迫害，竟然採用在中共體制內子虛烏有的所謂「市地師級」，明顯偽造構陷，漏洞百出。
九號文件並不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保密信息，只是一份政黨的意識形態宣傳指引，理應大力宣傳。該判決書卻指出，經北京市國家保密局鑒定，公安局搜查到的高瑜的打印件、和《明鏡月刊》發表的文本與九號文件內容相同，屬於國家機密。既然如此，法院應當公佈原件，以便比較印證高瑜是否泄露國家機密。
九號文件見不得人欲蓋彌彰
該文件旨在要求各級黨組織充分認清加強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重要性，主要內容是「七不講」，認識西方宣揚的觀點、理論的所謂危害性。其主要目的是在思想領域和宣傳方面全面禁言，強化網路管理，加緊媒體控制。文件強調加強黨對媒體的領導，提高條條塊塊負責制，出了問題要追查到個人。
加強對社會輿論和意識形態的管制，全面禁錮言論，嚴厲打壓異見，是逆歷史潮流開倒車，企圖恢復中共過時思想和陳舊觀念，倒退到文革時期，因而見不得人，不敢讓社會及民眾知曉中共的真實意圖，卻又要貫徹執行。這才有了發至地師級，傳達至縣團級的安排，秘而不宣，內部掌握。而高瑜「泄露」的那些「國家機密」，卻是中共家喻戶曉，眾所周知。這樣的「國家機密」還用「泄露」？
治理黨國鬼鬼祟祟
正如網友莉莉八八所說，中共下作得像個地下黨，還非要跟「國家秘密」掛鈎？的確，九號文件不敢曬在陽光下的偷偷摸摸的做法，反映了中共仍舊沿襲其地下黨的詭秘行事方式。也反映了習近平是一個沒有現代理念的領導人，不具備信息時代及全球化領袖的眼界。
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年代，打壓媒體和禁書就是通過口頭傳達，從上級宣傳部到各媒體總編輯、編輯部主任，直至傳達到底層的記者編輯。「通風會」、「禁止令」，幾乎是媒體人每日做事之前的必修課程。這些全部是以面對面的談話、宣讀指示、電話通知、口頭傳達的形式進行；沒有文件，不落文字，不許錄音。但是必須落實，如不聽話，輕則檢討和罰款，重則撤職，直至監禁。
習近平執政以來，竟然進一步倒行逆施，下發和執行指導工作的中央文件也搞黑箱作業，一切都在幕後悄悄實施。這樣鬼鬼祟祟，黑道治理黨國，讓中國人訕笑，讓外國人嘲笑。
高瑜揭露批評習遭報復
二○一三年八月十九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要求宣傳思想部門強有力，敢抓敢管，並稱，「有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誣衊，一定要嚴肅打擊」。習近平的上述講話在中國各大官方媒體上做了詳細報道，而他在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發言時插話說的這一段類似文革大批判語言的話卻沒有公開發表。九月四日，高瑜在推特上披露了習近平的這段插話，外界因此得知，習近平心胸狹窄，對知識分子經常批評他一黨體制非常不爽，記恨在心。
九月五日，高瑜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之後，各地宣傳部門和公安部門對網絡輿論的反應完全印證了習近平所說要嚴肅打擊的真實性。確實，各地公安以制止網絡謠言為名大規模抓捕曾批評或諷刺政府的知名網友和普通網民。高瑜認為，中共當局這次亮劍打擊，其主要對象就是倡導普世價值和憲政民主的公共知識分子，特別是對習近平往左轉進行批評的人士。高瑜表示，這些做法令人想起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和反右這些政治運動中整人和大興「文字獄」的噩夢。
據說習近平對高瑜的揭露和批評非常惱火，下令重判高瑜就是對她的報復，並坐收殺一儆百之功效。高瑜多次獲得新聞自由獎和新聞勇氣獎等國際獎項，是提倡並身體力行新聞自由的旗幟性人物。習近平對高瑜嚴懲不貸，為集權威祭旗，企圖以此威脅公共知識分子的人身自由，迫使他們噤若寒蟬。根據美國華文媒體明鏡集團創辦人提供的消息，一位黨的領導人說，高瑜將黨的「七不講」洩露出去，每一講讓她付出坐牢一年的代價！
習給奧巴馬出外交難題
重判高瑜，習近平被聚焦於世界輿論，遭到空前猛烈抨擊。尤其是西方輿論大嘩，直指習近平是繼毛澤東之後冷酷無情的中國新獨裁者，習近平因此在國際政治博弈中陷於被動挨批境地。奧巴馬政府被美國學者和共和黨國會議員批評對中共專制獨裁有綏靖主義傾向。美國三月份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呼籲中國釋放高瑜。四月十八日，美國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瑪麗‧哈夫表示，美國對高瑜被判刑表示深切關注，稱中國政府做法令人不安，並呼籲中國當局釋放高瑜，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人權承諾。對此，中共可以置之不理。然而，習近平將於今年九月訪問美國，而高瑜案將會成為習訪美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兒。美國總統大選已經拉開序幕，民主黨和共和黨正在競選各自的總統候選人，高瑜案勢必成為辯論中國議題的熱點。習訪美時，海外民運、法輪功、台獨、西藏流亡團體示威，自不必說。美國及國際記者組織、國際人權團體的抗議也會對習近平如影相隨。在習近平訪美的大背景下，如果習近平在高瑜案上訴二審時妥善處理，或變通解決，將會有助於使習訪美獲得成功，也有利於改善習的國際形象；反之則會成為習訪美的障礙，習近平的國際形象也會進一步惡化。
習能解套塑造法治形象
盡人皆知，法院判決操控在中共領導人手中。如果習近平想找台階下，高瑜案上訴二審是一個不失顏面的解套機會。有兩種處理辦法可供選擇。一是高瑜年逾七十、身患重病，高血壓、美尼爾症及心絞痛等多種疾病導致其身體狀況極差。司法當局出於人道考慮，批准她保外就醫；二是二審推翻原判，發回重審，改判一兩年徒刑並予以緩刑。這樣才能體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高瑜案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中國是法治國家」。習近平也能借機塑造其法治形象，挽回其國際形象頹勢。然而，一貫強勢作風的習近平能夠識時務嗎？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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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取消深圳居民來港「一簽多行」
四月十一日中午，深圳有網民在網上討論區張貼一張可能是公安廳的通告，說國務院已通過下周一將深圳居民到香港的「一簽多行」簽證改為「一周一行」，要求各部門在十一日早上十一時集合開會，落實工作部署，才將國務院的此項決定曝光。
歧視香港沒有立即通知
深圳居民到香港是「一簽多行」還是「一周一行」，事關深圳與香港兩地的政府與民眾，北京當局通知深圳比通知香港早幾天，是十分不尋常的事情。這是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歧視」，說明「高度自治」是個空話。
不過深圳居民來港簽證從「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說明北京終於看到了香港人的強烈不滿而「從善」，但是不至於「如流」。因為事件鬧了好幾年，而且官方媒體曾經因此批評香港人，連泛民的某些政治人物也對香港人的這種態度表示不滿，認為「歧視」中國大陸人。但是面對北京中共政府「歧視」香港特區政府，怎麼不開腔了呢？中國官方媒體沒有正確解釋政策改變的原因，指「近年來內地赴港旅客增速較快，給香港的旅遊承載力造成了較大壓力」，而不是水貨客的擾民與某些遊客的囂張態度破壞了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與香港市民的觀感。
梁振英趕快爭功說：政府早在去年六月已向北京提出將「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
如果不是香港市民以不同形式來嗆水貨客，讓北京瞭解民心之不可侮，一向視民意如糞土、自認偉大英明的中共當局豈會低頭？ 某些泛民看不到問題本質
其實，從二○一二年一月因為廣東道海港城分店歧視香港人而有網民發起「D&G門口萬人影相活動」後，香港人與中國遊客（尤其是水貨客）的矛盾就開始突現出來，接著因為《蝗蟲之歌》而更流行。二○一二到二○一三年，在上水發生多起「光復行動」，矛頭對準水貨客。因為北京與特區政府懶理，所以二○一四年流行的是市民以紅衛兵的打扮高舉毛澤東像，手持毛語錄，宣傳「愛祖國、用國貨」。這種反諷形式封住中共媒體的嘴巴，因為這是「愛國愛毛」的表現啊。
去年的雨傘運動的後段，掀起「鳩嗚行動」，以普通話「購物」來諷刺大陸遊客與水貨客，令警方疲於奔命。今年春節前，因為水貨客大舉入侵，再度使嗆水貨客的行動高漲，甚至發生肢體衝突。有的人以為這是一些激進團體所為，實際上是當地許多居民因為不滿大量水貨客破壞他們的生活秩序，例如對交通的影響，因為租金高漲迫使小規模服務性行業倒閉而改為為大陸遊客服務的大財團連鎖店販賣高級奢侈品而使居民生活極為不便等等。
在日益激烈衝突中，一些泛民政治人物看不到問題的本質，沒有基層市民的感受，盲目指責對大陸人的「歧視」，譴責所謂「暴力」言行。
只追究眼前的小事，卻忘記香港的核心價值，這就是某些泛民政治人物被香港年輕人痛罵的原因。可惜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沉浸在「議會鬥爭」中而忘記港人的苦難與香港陷於「中國化」失去核心價值的危機。
大陸遊客減少說明嗆聲成效
民眾的抗爭不但迫使北京讓步，還要看到市民嗆聲的重要意義。根據官方目前公佈的數字，由於民間的抗議行動，已經使大陸遊客的來港數量減少，也使相關地方的昂貴租金可能回落。
四月十六日，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受到港元匯價強勁及反水貨客示威影響，今年復活節假期，內地訪港旅行團數目較去年同期下跌大約兩成，而上月平均每日只有三百二十個內地訪港旅行團，較去年同期約四百七十個旅行團更大幅下跌了約三成，他形容跌幅是自二○○三年「沙士」以來最大。在這以前，旅遊業議會表示，三月每日平均僅一九八團，較去年同期的四百七十團更跌五成八。
香港傳媒報道，清明復活節假期，五星級酒店房價劈價，房價不如時鐘過夜價。有業界估計最壞情況，會有兩成旅館結業。這應該是危言聳聽，因為大陸遊客入住五星級酒店的不多，反而是歐美日旅客看到香港有那樣多的大陸遊客而卻步。
有藥業批發商為免貨款血本無歸，正互傳一份「可能結業藥房」監察名單，十四間藥房榜上有名。鐘錶業也表示停止擴充。香港人不可能每天光顧藥房或去買名貴手錶，如果藥房、錶店結業，讓一些小型服務業得以恢復，反而是好事。一減一加，對就業問題也沒有太大影響，更有可能因此降低租金，達到政府達不到的壓抑樓價的效果。
樓價租金仍然未跌
但是目前仍看不出樓價與租金已經受到影響，例如三月中旬媒體報道，自由行及水貨客熱門掃貨地點的屯門，不少人貪平租用工廠大廈作為水貨倉，因此帶動該區工廈租金急升，四年來累積升達一點六倍。差餉物業估價署三月公佈的全港物業重估差餉租值結果，上水水貨客掃貨熱點之一的新功街，有地舖租值五年間狂升逾三倍；藥房、化妝品店及日用品密集的新豐路，商舖租值更超越尖沙咀加連威老道地舖租值。
立法會議員兼時裝連鎖店老闆田北辰則透露，三月份內地客生意比去年同期大跌兩成半，今年內有五間分店租約到期，但是業主都明言「不加租的話不會續約」，因此他決定最少關閉當中四間分店。
開業三十年的沙田新城市廣場麥當勞分店（曾是全球十大最繁忙麥當勞分店之一），也因為估計每年要交高達一千多萬港元的貴租而在四月十五日結業。
今年二月香港中文大學做的民調，有超過六成六受訪市民支持收緊自由行政策，比去年同類調查增加近十個百分點，有七成人更贊成取消「一簽多行」。可見只是取消「一簽多行」，大概只會減少一成大陸旅客，還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不論特區政府，還是北京當局，必須繼續推出措施解決問題，而不是如同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所誣衊的那樣，說這些反水貨客行動是「別有用心」。難道他拒絕解決問題是因應黨內鬥爭需要的「別有用心」？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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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匪人稱自己做國家，但未有做出國家所應有格局及行為，對西藏罪行肆虐無日無之。二○一五年四月十七日，著名記者高瑜被中共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處七年徒刑。據說她泄露的「國家機密」是所謂「九號文件」，俗稱「七不講」，即中共禁止高校教學中提及的七項議題。
「七不講」中第五條，「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頗有點意思。這說明中共是知道、也承認自己犯了「歷史錯誤」的，但是他們的錯誤，你們不能講。國內外歷史學家都清楚，只要研究中共黨史或中國現代史，就繞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比方說，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繞不開「土改」，講到「土改」就繞不開對原土地擁有者的屠殺；研究「大躍進」，就繞不開「大饑荒」；講到「反右」，研究者不會不知道「夾邊溝」。事實上，不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就沒有真實的中國近代史。
是罪行，不是「錯誤」
嚴格說來，「黨的歷史錯誤」不僅高校不准講、民間不准說，很多重要史實，在中共黨內也是列為機密的。研究當代藏史的人都知道《平息西藏叛亂》這本資料集，是一九九五年西藏自治區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和西藏軍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共同編纂的。其中收錄了一份文件，「中央軍委通令嘉獎所有執行平叛任務的部隊」。這本書注明「內部發行，不得引用」，屬於保密級別較低的資料集，或許正因為此，其中收錄的這份中央軍委嘉獎令竟沒有注明「節錄」，讓有機會讀這本「內部發行」資料的人以為看到的是全文。所謂「內部發行」就是說，這份一九六一年的軍委嘉獎令中，有些信息到了一九九五年還是不能讓級別不夠高的人知道的，而這本資料集裡收入的其實並不是嘉獎令的全文。
幾個月前，我恰好找到了幾份涉藏機密歷史資料，其中就有「嘉獎令」的全文。完整的「嘉獎令」在一九六一年頒發的時候，保密級別是團級，其中「不可告人」的信息是關於「平叛」的時間、地點和「殲滅」藏人的數據：「從一九五六年平叛開始，到今年八月底止，在藏、甘、青、川、滇高原地區，前後累計共殲叛匪ＸＸ萬餘人……」這個「ＸＸ萬」可圈可點：具體數字連團級幹部也不能知道。
不過，另一份機密資料中給出了一個數字：「叛匪投降二十一萬，佔殲敵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六」。據此推算，被「殲滅」的「叛匪」達四十五萬六千多人。這是什麼概念？根據一份被列為「絕密」的人口資料，五○年代，藏人總人口約為二百七十萬，也就是說，在六年間被「殲滅」的藏人達當時藏人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七。換言之，不少於百分之十七的藏人總人口直接捲入戰場。這個數據還沒包括為了「防叛」被關押、以及後來「反封建」運動中被抓的人數。真實情況如此驚人，難怪連團級幹部都不可告知。 這幾份不同程度的保密資料說明，為什麼「黨的歷史錯誤」不能講？簡單的回答就是：中共犯下的不是「錯誤」，而是「國家罪行」！犯罪者當然不願意讓人天天提起他們的罪行，特別是當他們還把持國家政權的時候。於是，「黨的歷史錯誤」也就成了機密，是不能讓民眾知道，也不能讓民眾評說的。
那麼，黨既然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又怎能「偉大、光榮、正確」呢？箇中奧妙是：黨告訴你：當時「殲滅」是正確的，只不過「擴大化」了，而黨一向是「光明磊落，有錯必糾」的，因此，黨現在為你平反也是正確的。如此一來，黨犯了一次「錯誤」，卻「正確」了兩回。照此邏輯，黨當然就永遠正確了。
是誰作出了這樣的選擇？
黨既不准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講述，又不讓內部級別不夠高的人瞭解其「歷史錯誤」，歷史真相就被控制在極少數高階官員手裡，於是，黨就控制了歷史的解釋權，把歷史當作他們的玩偶任意打扮，甚至成了歷史的代表。最近，中共發表的《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個白皮書據說用了大量數據來說明「西藏的發展與進步是歷史的選擇」。
這些數據並無新意，無非是目前在西藏的自治區範圍內有多少（中低級）幹部，中共給了西藏多少財政補貼，諸如此類。「白皮書」當然不會包括那些連他們自己的團以下幹部都不准瞭解的數據。
中共從一九五六年在藏區展開的所謂「民主改革」以及「平叛」和「合作化」、「宗教改革」等運動，對藏民族和藏文化造成了歷史上罕見的災難。即使按照我們現在能夠找到的中共機密資料來敘述，中共在藏區的「國家罪行」所展現的殘酷和悲慘可謂罄竹難書。最有說服力的資料之一是人口變化。根據被列為「絕密」的少數民族工作統計資料，一九五八年藏人人口為二百七十萬，到一九六四年統計時，短短六年間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十左右。我根據大量中共地方性資料統計出的數據比這個數據還要高，有些地方，例如青海藏區，人口減少程度驚人。牧區的大量成年男性因「防叛」而被抓捕，大多死在監獄中。由於損失大量男性，中共新華社的機密內參向中央報告，藏區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有些地方性別比甚至達到一比十七的程度。在這樣的數據後面，是難以想像的慘烈的人道災難。
根據中共自己的機密資料，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藏區四千六百一十六座寺院只剩下百分之二點五（一百一十七座），以「滿足群眾的宗教需要」，其餘悉數被拆毀、佔用、破壞。如果不算「四省藏區」，僅以「白皮書」涵蓋的「西藏自治區」為例，原有的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院中，二千六百零六座被摧毀，「保留寺院」僅佔原有寺院的百分之二點六（七十座）。這些留下來的寺院，也無法正常活動。寺院被系統性地毀滅，等於摧毀了藏區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載體，對藏文化造成了滅絕性的災難。 中共在藏區的「民主改革」、「平叛」、「合作化」、「文革」，一直到現在的「牧民定居」，對於藏人來說，無異於一種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政策。中共的公開宣傳竟然還好意思說什麼「歷史的選擇」。「歷史選擇」這種歷史決定論的說法，只能用來掩飾藏區曾經發生的國家罪行。其實，歷史自己是不會選擇的，作出選擇決定的是人。藏區半個多世紀的悲慘境遇，不是藏民族自己的選擇，而是中共武裝佔領藏區後強加給藏區和藏人的。隨著更多機密和絕密文件逐漸公佈於世，這種國家罪行終將大白於天下。到那一天，歷史將對那些罪犯作出判決，就像歷史已經對中共支持下的紅色高棉作出了審判一樣。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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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國際奧委會評估團閉幕式在北京舉行，查土共最愛利用小孩作嘩眾取寵，人前前簇後擁萬般呵錫，人後自生自滅虐殺姦淫。體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近代奧林匹克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奧林匹克憲章》中，明確規定必須保護人權，包括人格尊嚴權、生命健康權、平等不受歧視權等等。然而隨著奧運會不斷被商業化銅臭污染，人權問題，特別是主辦奧運會東道國的人權狀況長期遭到忽視。隨著決定二○二二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國之日期日益臨近，這個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要點。
體育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
中共與前蘇聯一樣，一向把體育競賽與主辦奧運會這樣大型的國際運動會，作為它最大的「面子工程」，借此宣揚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此它不惜犧牲廣大民眾健身、休閒與中、小學學校體育設施的建設。而把資源挪用來只培養「奪金牌機器」的「尖子」運動員，以便為黨國臉上「貼金」，此風由來已久，還美其名曰為「舉國體制」。以至在中國一些中等城市中也找不到一個像樣的足球場。許多農村小學甚至連個籃球場也沒有，甚至出現有的農村小學乾脆不上體育課的怪現象。這是當局讓體育為政治服務，而嚴重侵害普通民眾、特別是青少年學子的利益與人權。
不僅如此，為了官方面子工程的光鮮和成為「金牌大國」，某些人更有組織地使用興奮劑殘害運動員健康。最典型的一次是一九九二年巴塞羅拿奧運會上，當中國游泳隊一舉奪下四金五銀時，一時所謂的「五朵金花」成了「民族英雄」，成了「面子工程」中的最大亮點。然而由於這種「大躍進」式的成就來得太突然，同時又發現當時中國游泳隊聘請的就是臭名昭著慣用興奮劑的前東德的教練。於是是否用了興奮劑受到國際上廣泛的質疑。這引來中共官方媒體大加斥責，稱這些質疑為西方的「偏見」。但兩年後在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會上，由於日本採用了一種新的、更精確檢測興奮劑的方法，中國體育代表團一下子被查出了共有十一人（其中七人為游泳運動員）服用了興奮劑。這和當年東德有組織、有計劃的集體服用興奮劑如出一轍。於是熊國鳴、呂彬、楊愛華等中國著名選手被逐出廣島亞運會，熊國鳴一人奪得的四塊游泳金牌也被收回。看來所謂「西方偏見」倒是正確答案。
中共覬覦二○二二冬奧會主辦權
而今二○二二年冬季奧運會主辦國之爭，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導至一些申請主辦國退出了。最後便出現了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與中國大陸北京的「雙雄對決」局面。這意外的「收穫」自然是中共求之不得的「大好形勢」，於是中共官媒「央視」便得意洋洋而急不可待地宣稱，北京極有可能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同時舉辦過夏季與冬季奧運會的城市。
但體育與人權密不可分，故上世紀南非因種族歧視被拒於奧運會門外。上世紀九十年代北京申辦二○○○年奧運會主辦權，由於六四慘案記憶尤新，也遭否決。後北京再度申請二○○八年奧運會主辦權，並保證要改善人權，甚至信誓旦旦表示「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驚喜」。然而漂亮的言詞並未兌現。「機會」給了中共，它「還」給世界的卻是遺憾、悲哀與更多侵犯人權的惡行。京奧期間，北京暫停了封網，但這個「驚喜」只維持了十多天，「客人」一走封網依舊。即使在京奧期間也大肆侵犯外來建築工人權益，強制拆遷和打壓民間活動人士，驅趕與迫害上訪冤民。甚至京奧期間按當局規定在其指定的公園中申請遊行的老人，也被送去「勞教」。接下來，更重判劉曉波，迫害譚作人，艾未未、冉雲飛、劉霞……一次比一次惡劣。當局如此食言徹底粉碎了國內、國際上某些人認為讓中共舉辦奧運會可促其改善人權的幻想。
三月二十三，日國際奧委會一個代表團與中共有關官員見面，並開始為期五天的對北京申辦情況的考察。而如今財大氣粗的中共，連改善人權的空頭許諾也不再掛在嘴邊，只是志得意滿地誇耀它在北京的冰球館、滑冰場所和其他設施如何漂亮，賓館如何豪華，以及城外計劃中的滑雪設施等等；卻絕口不提漫天的毒霾，更不提其惡劣的人權狀況。北京二○二二年冬季奧會申委會副秘書長王惠更大言不慚地宣稱：「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度，如果北京成功申辦二○二二年冬季奧會，外國遊客將擁有開放的互聯網訪問。」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不知人間有羞恥。
中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
自中共十八大後，中國政局急驟左傾。對民間組織、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甚至只是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公民都進行了嚴酷的鎮壓。例如許志永、浦志強、高瑜、郭飛雄、劉萍、侯欣、袁冬、李蔚、張寶成、丁家喜、趙常青……以及僅僅欲維護女權、反對性騷擾的五位青年女知識份子鄭楚然、武嶸嶸、韋婷婷等都橫遭逮捕。其中武嶸嶸身患重病，檢測肝癌相關數據呈「強陽性」，當局竟對她採取停藥措施。此外八十二歲的老記者鐵流先生也遭逮捕判刑。據美國之音報道，這個八十二歲的老人在看守所因多種疾病被送入「公安部門」的醫院。警方卻給這位老人戴上手銬和幾十斤重的腳鐐。當鐵流哀求警方「高抬貴手」，不要給他戴上腳鐐時，頭戴國徽的警官大人竟振振有詞地答道：「到這醫院來醫病的囚犯都要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憑什麼特殊？」如此不分男女老幼亂抓、濫捕、虐待，中國的人權狀況實在太過惡劣，與奧運精神相去萬里，有什麼資格主辦奧運會？
要北京先給世界一個「驚喜」
國際奧委會在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適合作為主辦國時，不能只考慮其經濟實力，場館設施、交通、住宿條件。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國怎樣對待它的人民，特別是怎樣對待它的底層弱勢民眾。而目前中國對政治異議人士，維權律師，普通弱勢民眾，女權維護者所進行的人權侵害範圍廣，人數多，侵害程度嚴重。與當年南非進行種族歧視，都同屬於群體性的侵犯人權。而且不但看不到當局有任何願意反思、改正的跡象，反而更恃財大氣粗，傲慢至極，根本無視國內外輿論的譴責，而要一意孤行蠻幹到底。就連二○○八年京奧前那樣空頭承諾也不屑作出一點。因此在今年七月即將要對二○二二年冬奧會舉辦地作出決定的前夕，國際人權監察等組織發表聲明強烈呼籲國際奧委會遵守其致力於推動改善人權的承諾。該聲明說：國際奧委會的新規定要求主辦城市致力於改善人權，奧林匹克憲章中也一直有追求人類尊嚴和支持言論自由的內容。而這一規定能否實施將在是否把二○二二年冬奧會主辦權授予北京中得到驗證。
因此希望國際奧委會一切主持公道與正義的委員，應向北京當局施壓，要求其在改善人權上作出切實的行動，例如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釋放諸如許志永、浦志強、高瑜、郭飛雄、劉萍、侯欣等政治犯。這次就要讓北京當局先給世界一個「驚喜」，才能再給北京一次「機會」。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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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一月份將進行台灣首次總統立委聯合大選。民進黨乘著去年九合一選舉拿下全台十三個縣市首長座席的氣勢，已經於四月中旬正式提名蔡英文競選總統。國民黨一方雖然還要有兩個月才能完成提名程序，但四年前以蔡英文為對手、以統獨為中心議題的宣傳趨勢已再次出現。民意盡失的總統馬英九，國民黨人士和海峽對岸紛紛搭台作場，遊走兩岸的政商精英高調重彈「九二共識」，試圖再次以外力影響台灣人民的選舉意願。目前，「太陽花」以來積極參政的青年世代網路民意對此多半不以為意，但政治老手已經在頻繁交鋒。總統馬英九幾次幫腔喊話，意圖向民進黨和蔡英文施壓。前總統李登輝則表示，從來就沒有過什麼「九二共識」。那麼，「九二共識」究竟遮掩了什麼謎團，又將如何影響台灣明年的大選呢？
真真假假的「共識」
很多否認「九二共識」的人，大抵從用詞著眼，指出國民黨官員蘇起早已承認，這是他個人創造出來的詞語，沒有其他史實依據。蘇起本人也沒有提供更多解釋。近來，即將下台的馬英九摻合選舉熱身，忽然熱衷談論「九二共識」。不滿於此，前副總統呂秀蓮四月三十日召開「掀開九二共識的黑盒子」記者會，提出反駁。
據呂秀蓮陳述，一九九二到九三年首次舉行辜汪會談時，為確保兩岸結束軍事敵對、順利過渡到實質交往，當時台灣「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內部曾確認談判底線為：兩岸都相信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包括台灣；但是兩岸也了解各自對「中國」有不同認知，談判時需要擱置差異。這個求同存異的立場，得到當時參與談判的海基會和海協會雙方口頭宣示，為兩岸逐漸開放合作打下基礎。從這裡上溯，不難看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訪華時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先例，這時轉換為台海之間「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在千禧年被蘇起冠以新名頭，成為「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以實質概念論，「九二共識」不能簡單說成是蘇起的臆造。目前爭執的關鍵其實在於，是強調「一中」還是堅持「各表」。
呂秀蓮並不這樣看。她認為，李登輝後來曾先後提出「兩國論」（和兩岸「特殊國與國關係」），前總統陳水扁任期內又終止了國統會運作和國統綱領適用性，這些變化足以令「九二共識」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嚴格講，她未免一廂情願了。雖然台灣民主化進程已經改變並確立為國家建基於在地人民的政治授權，但國體正式定位仍是「主權及於中國大陸、治權限於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至今沒有放棄對大陸和外蒙等地的主權要求。因此，就算李登輝「兩國論」有效，台灣內部變化也沒能改變兩岸（「兩國」）交往的基礎。
朱立倫的國際視野
如今談論「九二共識」的誤區在於，所有人都紮進「一中」圈套，沒有人堅持「各表」。幾方勢力中，渴望台灣自主的民進黨對「一中各表」整個不滿意故不待言，北京當然是刻意於「一中」、忽略乃至打壓「各表」。可怪的是最應當固守「各表」底線的國民黨，卻是最早放棄陣地的逃兵。作為總統的馬英九，在呵護「中華民國」聲譽和尊嚴方面，充滿沒有原則的小心眼和政治近視的盤算。遠的不說，前年秋冬，歌手張懸英國演出時接過台下歌迷送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向觀眾展示，遭到大陸留學生嗆聲抗議，延燒至兩岸網民爭吵，直至張懸北京場次被取消，台灣還有評論指責她混淆藝文和政治。始終保持距離和沉默的馬英九，為了表示自己在意「中華民國」的國格，在台北故宮文物赴日展覽時，為了日語文宣在「故宮」之前漏掉「國立」兩字發飆，要求對方道歉。可是去年夏天歐洲漢學會雙年會，北京政府漢辦官員強行收回主辦方為與會者印好的日程，一份份將內文裡有「蔣經國學術基金會」的專頁撕下來，馬英九卻始終沉默。陸委會只是在事發將近一周後，才發出聲明表示遺憾。
種種事情都令經常進出國門的台灣年輕人和專業人士，痛感政府無能；再看到馬英九談論「九二共識」，就會覺得充滿欺瞞。去年九合一選舉清楚地表明，馬英九執政七年來，「九二共識」已經成為國民黨的負資產，他竟然還以為舉起這個標語就能踩到民進黨的痛腳。台北市長柯文哲被人為哄起的統獨議題圍剿時，曾簡捷答覆說，這些人真有道義良心的話，就應該到中國大陸去談論「中華民國」，而不是縮在台灣用這個來打擊島內的政壇對手。
太陽花學運帶來的社運新潮和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失利顯示，北京在「一中」框架下偏袒台灣政商精英以圖操縱民意的經濟放利，未能達到預期，反倒激起台灣社會特別是青年世代的反彈。國共兩黨對此不能無視。五月初新科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率團訪問大陸，會見中共主席習近平。「朱習會」前後，主客雙方都多次提到「九二共識」，朱立倫反覆強調要通過「一中」為台灣開闢國際空間，兩岸交往要公開透明，也要更加有利於青年。隨團國民黨官員則向島內媒體解釋說，這些提法都得到對岸官員的默許和認可。北京企圖將台灣輿情不滿的國際打壓轉化成朱立倫帶來的利好，顯然是要促成國民黨徵召朱立倫並助其當選。
陷入永久「裝睡」的無奈？
大塊文化總裁郝明義指出，隨行官員特意說明朱立倫這次在大陸公開談及「中華民國」；但仔細閱讀後發現，朱談的是孫中山當年建立中華民國的歷史，這在大陸從來沒有被封殺過。但關於「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次「習朱會」並沒有實質進展。蔡英文也反覆警告，兩岸關係必須基於台灣民意，不能以國共關係代替。那些刻意迴避「九二共識」完整內涵，每到選舉就拿著「一中」的棍子找靶子的人，其實自己也不相信如今這個基於台灣的「中華民國」仍然要反攻大陸或者想重新統治外蒙。「習朱會」後美聯社曾報道朱立倫意在終極統一，國民黨都趕緊抗議澄清說沒有這回事，那為甚麼我們要真心相信這些人的「一中」言論？
大陸學者周濂有一篇題為《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的著名隨筆，其中說道：「無論是高貴的謊言還是冷酷的意識形態，……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殘喘，但只要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它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那麼它就仍然功能健全、運轉良好」。此時，謊言變得赤裸裸，信任蕩然無存，「支撐謊言繼續運轉的動力要麼是利益要麼是暴力」，其結果是大家都參與作假，集體裝睡。
北京持續操弄「一中」框架下的「九二共識」，威脅利誘台灣民眾，實際上是在向台灣輸入「裝睡」的政治文化。台灣的青年人，想要接收這個禮物嗎？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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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觀上讀懂「新常態經濟」並不難，非專業人士對身邊發生的社會經濟小熱點進行簡單聯繫，就可以略知一二。比如說，在我居住的縣級小城市，今年二月初發生了工行行長跳樓事件；時隔兩個月，小城最有名氣的投資公司「企業之家」資金鏈條突然崩斷，被指為「騙子」的經營者選擇了投案自首方式以保護自己的人身安全。 據熟知小城市諸種政商關係的某律師私言：該投資公司與本市工行業務關係密切，殞命行長早前以非職務擔保，替前者拉資金，遭多名重量級債主逼迫，不得已跳樓。至於坊間所議一些官員不敢承認自己投鉅額資金於「企業之家」，則是全國諸多崩盤事件的真正常態。
霸權性質的「階梯利率」
我進行第一季度微觀經濟調查時，也是「企業之家」崩盤之前不到一周，有實體業主非常羡慕地講述了「企業之家」的金融奇蹟，如其囤積了幾千噸鋼材以及操縱多家彩鋼企業跟隨其定價策略，云云。但是，鋼材市場在兩年內沒有再火的可能，不排除囤積者「以貨引錢」，也不排除在資金鏈繃緊時以極低價出售庫存的可能，從而讓投資人吃虧。一位與該實體業主有密切業務關係的人士還告訴我：儘管他們均有很方便的機會從「企業之家」獲得貸款，但利率太高而無法接受。
除了巨型國企之外的絕大部分實體尤其製造業廠商都會面臨無從紓緩的資金壓力，而在國有銀行之外的融資體系「階梯利率」讓困境企業難以承擔。我對一家主要從事高附加值農業貸款的私人投資公司進行過個案調查（季度微觀經濟調查的一部分），它的「階梯利率」從一分八三（月，百分率）起到第一次違約而展期即升至二點○一三，再次則為二點一○四五。這裡面有兩大問題：一個是高附加值農業也是農業，生產周期難以極限性壓縮；另一個是，投資公司的貸款期限大多限定在三個月，故意以霸權規則盤剝農業借款者。
國家在宏觀政策層面以存款保險制度的實施來擠壓過多的銀行存款，這對所有從事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都是利好。在社會層面上，它對保險業也會有促進，因為投保金額沒有破產賠抵限額；還有，對網絡金融亦有促進作用，但是未經實體金融重大挫折的市場變故，網絡金融仍然不會獲得更大的市場機會。總的看來，存款保險制度對超大型國企最有利，因為大量資金湧向股市，國企可以利用上市身份超限量融資。其如體制內經濟學家、湖南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肖毅敏之言：「股票市場為企業提供了沒有期限、低成本的融資，是央企做強必然依賴的路徑。」
失去公平的「股資主義」
在尚未出現逆勢的股票市場火爆過程中，以做強做大為導向的南北車兩大股份出現了股價數倍增值的效應，以致網絡上稱它們為「中國神車」，儘管企業合併而股票尚未整合。在如此之神的背後，國企利益取向與國家政策取向高度的一致性卻是極大的比內部人員交易更危險的事情。在較為專業的角度看三月初的二百五十億元人民幣「工行轉債」操作，它不僅用足了國家監管政策之便利，更以存款保險制度推行的內部資訊與實行時間信息獲取了外界無從謀求的優勢。如此，工行股價上漲就不只是一個如「神車」那樣的神話，更是一場政策魔術。
從改革的邏輯上講，大量銀行存款轉向股市是應當的，也能從總體上降低全社會融資的利率水平。但政策設計者有不想向社會交待的系列預設前提，它可以用「三個更多」來描述：讓更多的資金進入股市，讓國企有更多的盈餘交給中央財政，讓更多的貨幣盈餘個體靠股市盈餘生活。第三個「更多」可以理解為薩繆爾森的「人民資本主義」之中國版，或者說讓更多的人靠股市盈餘生活可以大幅壓縮實體經濟規模，從而也減輕環境後果的壓力。一旦所有的中國人都靠股市盈餘生活了，「人民資本主義」也就變成了「股資主義」。這幾乎是一個猶如美國電影《雪國列車》那樣的劇中人物之創意！
在「股資主義」系統中，還有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是：當國企以更多的盈餘交給國家時，國家也就有能力將全民所有資產的紅利派發給每一個社會成員，如此，從邏輯上排除至少擠壓了國企「股給人民」的主張。然而，這是根本無法變為現實的超級魔術，因為首先是現統治系統因無力解決社會不公而全面淡化了「問題意識」；其次是擴展宏大的國家目標如「一帶一路」等必然會降低國家福利水平。金融活躍且不論其風險，進一步地加劇社會不公已經是事實。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沒有貨幣盈餘投入股票市場。
場外規模的「關聯套貸」
即使佔社會小比例的股票持有者正當地憑市場機會致富乃至暴富，但市場的風險性積累仍會給他們帶來重創。過去的跌宕往往被股民們指為證監機構的不負責任，因此，不得不為之的國家救市就會以不同形式出現。但是，現在的火爆程度令證監機構也擔心起來，在滬指漲至四千二百點時，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開始呼籲股民「要保持理性、冷靜」。一些體制內經濟學家私下裡表示「中國股市正在重復大蕭條前的美國」：實體經濟清冷之後，資金湧入股市，而後經濟崩潰到來。
不管股市是否理性或者有否第二次大跌，但實體經濟與金融關係的場外化且規模化是一個至今未被重視的大危機因素。所謂場外化，一指本文開頭涉及到的金融從業者非職務金融活動，它雖不會使金融機構有法律風險，但也是揮霍金融資源的一種形式，這些表外業務的「表外」已經非常龐大；二是規模民企為延緩倒閉，在子公司之間虛構交易──或利用合同套取貸款或開具不可能最終兌付的商業匯票已經非常普遍，由此也致實體間的債務數額激增。
虛擬交易合同以獲取金融資源，可稱為「關聯套貸」。在具體運行中既有項目所在地的財政好處也有金融從業人員的好處，後者短期撈錢以抵銷長期職業風險。加計上述的非職務金融活動，兩塊的合計規模應當在七萬億元人民幣左右。而本文開頭提到「企業之家」案例雖在小城市有衝擊性，但即便包括了官員不願報出的部分，也就一億元左右的規模。不過，由事件的現象則表明經濟崩潰的因素不但未除，反而正在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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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不搞經濟，大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億多人被活活餓死和批鬥致死。 畸形前進的「中國特色」
中國經濟邁大步，共黨專制更貪腐，人民群眾受剝削，無權無利活得苦。中國在二○一○年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二○一四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六十四萬億元（人民幣），比二○一三年增長百分之七；出口貿易十四萬億元，比二○一三年增長百分之五，貿易順差三萬億元，創歷史新高。
在經濟騰飛的背後，中國人的幸福感卻幾乎全球最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在二○一四年發佈《二○一三年全球幸福指數報告》表明，在一百五十六個國家和地區中，丹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中國排在第九十三位。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中心在今年二月發佈的一百三十五個國家的人民幸福指數顯示，巴拿馬、哥斯達黎加與丹麥位居全球前三位，中國排在第九十位。
當然，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人民生活不一定最幸福，但一般說來，經濟富強的，人民生活就比較幸福。例如，二○一四年的幸福指數中，美國排在第十七位，英國排列第二十二位，德國排在第二十六位，它們的經濟水平與人民幸福基本一致。只有中國經濟發展最快，但人民生活最痛苦，這就是中共拼命搞經濟撈大錢，而不開展政治改革的一條腿走路的惡果。
中共發展經濟非為人民謀幸福
毛澤東不搞經濟，大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億多人被活活餓死和批鬥致死，那情景就是「萬戶蕭疏鬼唱歌」。
鄧小平大搞經濟，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大刀闊斧改革開放，全國人民喜出望外。誰知中共是封建王朝的翻版，從來就沒有為人民謀幸福的思想，它搞經濟建設是讓群眾有飯吃而不至於造反，更主要的是為自己謀取榮華富貴，讓子孫坐享其成。於是在「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歪理指導下，各地大幹快上、你追我趕，不惜破壞環境，不惜製假造假，大肆剝削工人，強徵農民土地，到處搞得熱火朝天。各級官吏在這發展過程中官商勾結、貪污受賄、中飽私囊，年年撈得盤滿缽滿，真的「先富起來」了，小官富得流油，大官富可敵國。他們先是披金戴銀居住洋樓，一擲千金包養情婦，然後大搖大擺地移民出國。
人民做得辛苦活得痛苦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廣大勞動群眾大幹苦幹加巧幹的結晶，是他們用智慧和汗水鑄造了「中國輝煌」。他們是經濟建設的主力軍，戰鬥在第一線，工作在最基層，奮鬥在最艱苦的環境裡。中共不是經常說「工人階級先鋒隊」、「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嗎？然而這偉大的歷史創造者，這令人敬仰的「衣食父母」，卻是最窮苦、最悲慘、最下賤、最艱難的群體。他們都是中共壓迫的對象、奴役的工具、驅使的牛馬、賺錢的機器。其特徵如下：
一是深受剝削和欺壓。英國著名記者羅伯特‧佩斯頓曾以「好悲慘」形容中國大陸打工一族人的境況，說他們幾乎過著奴隸一般的生活，每天在惡劣的環境裡勞動十多小時，收入卻少得可憐。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郭軍曾尖銳指出，不少企業安排工人日夜勞動，很少有正常的休息，富士康等企業更是長期違法強制勞動者加班加點，導致過勞死或自殺現象時有發生。最悲慘的是很多工人付出了艱辛勞動，卻拿不到血汗錢。例如，今年一月十九日，來自四川省巴中市的十四歲女孩袁夢，為替父親追討工錢，縱身從河北省冀州市的一座高樓十七樓跳下。「我要幫父母討薪！」成了這個初中二年級女生的臨終哀嚎，聞者無不淚下。
二是沒有公民權利和自由。中共一方面把勞動群眾當作創造財富的牛馬，另一方面把他們視為逆來順受的奴隸，只許他們規規矩矩埋頭幹活，不許他們有絲毫的主人翁意識，更不能向政府叫板。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冤魂還未散盡，紅二代習近平又來個一手禁、一手抓。一方面禁止西方思潮、禁止言論自由、禁止網絡交流，僅在去年，就關閉查封了五十家「違法違規」的網站及公眾微信賬號。另一方面大抓異見人士，近兩年多來抓捕拘禁的「吃飯砸鍋黨」、上訪維權人士等，超過江、胡二十三年的總和，大有重演「文革」之勢。例如，維權律師許志永，要求官員公佈財產、實行教育平權，竟被「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習近平打倒了「維穩王」周永康，但似乎和周永康一樣踐踏人權。
三是沒有好的生活環境。中共高官不惜破壞環境發展經濟，為自己謀取萬貫家財，把環境搞得烏煙瘴氣。然而他們有特權，住在山清水秀的地方，辦公場所裝有空氣淨化器，吃的是專人種植不受污染的特供食品，喝的是嚴格保護沒有雜質的純淨水，用的是專門特製的安全產品，不受環境污染的影響。但廣大人民群眾卻天天承受著有害氣體、水源的禍害，日日忍受著有毒食物、用品的摧殘。當前，很多地方出現了癌症縣、肺結核鎮，不少人群患上腎結石、不孕不育症等等，令人觸目驚心。這也是柴靜的環保紀錄片《穹頂之下》引發如潮熱議，卻遭中共封殺的原因。
幸福之路在憲政民主
一個民族的幸福感，不僅在於經濟的繁榮發展，更重要的在於社會進步，人民要有政治權利、公民地位、人格尊嚴，還要有優美的自然環境、良好的社會秩序、安全的生活用品。只有商品豐富，而沒有身體健康、心情舒暢、人際和諧、社會穩定，誰都不會覺得幸福。大陸人為什麼總是稍有點錢就移民海外，就是因為在「萬惡」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活得幸福快樂、過得自由自在。「我的媽呀，這才是人的生活耶！」，一位逃亡加拿大的貪官網上留言。
中國人民沒有幸福，根源在於落後的社會制度，在於中共的殘酷剝削和專制壓迫。一黨獨裁的格局不改，人民永遠沒有幸福。創造經濟奇蹟的人民群眾，應當怎樣爭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呢？是安心認命做奴隸，跟中共走社會主義邪路，還是向東歐國家的工人階級學習，把國家推上憲政民主的大道，實現人民真正當家作主，有待大家深思。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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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香港以國際都會自居，擁有亞洲領先的傳媒以至國際觀點。曾幾何時，香港以國際都會自居，擁有亞洲領先的傳媒以至國際觀點；然而政權移交到中國之後，香港傳媒開始自律，特別是近十年，更急轉直下以至慘不忍睹。
香港的傳媒多把國際版和兩岸版一同處理，很多負責國際新聞的同時要負責中國新聞，而由於重要性比起港聞低，資源較少之下，國際新聞多數只會轉載外電。以往外電依賴西方的傳媒，近年由於中共投放大量資源報道國際新聞，於是出於懶惰的人性，或部份出身中國大陸，把引述中文的國際新聞習慣，引用到香港。
民主派傳媒引述中共黨媒假新聞
然而很多中文傳媒，常報道假新聞，例如某左報曾經引述「斯諾登爆料美國登月造假」。來源是一個惡搞的Twitter戶口，此戶口的「奇聞」曾經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以隨意門登陸火星云云。如此荒謬的內容，卻由中國大陸轉載到台灣，一大堆台灣的「內容農場」以至不認真的新聞網站照登如儀。求證者如果只尋找中文網站，見海量的報道，常誤會以為「台灣也有人認同，因此這應該是真的」。又例如一個叫做《日本ＸＸ網》的，其實是由一個和中共關係密切的中國人所開辦，只是一個日本開的簡體字網站，連網址也是用普通話拼音，常源源不絕把所謂「日本新聞」翻譯成為中文，於是兩岸三地的記者為了「節省」日文翻譯的成本，紛紛轉載。
然而此網站的所謂新聞翻譯，不是粗疏就是常帶有共產黨的政治目的；例如四月二十七日香港有媒體大字標題引述：「日本外務省研究：中國二十年後統治亞太」。讀完令人想問，難道中國打算效法大東亞共榮圈，要統治亞太？其實日本外務省是指如果美國撤出亞太，中國將取得主導（日文支配）地位，但是此網站就翻譯成為「統治」。然而香港以至台灣的傳媒竟搬字過紙，這種明顯不過的錯誤也照樣報道，令人震驚。
同樣轉載上述假新聞的香港某個電台，上年七月更從馬來西亞引述《環球時報》的假新聞，以訛傳訛指「美國中情局」指烏克蘭政府擊落馬航MH17，把受害者說成是加害者。更離譜的，四月底尼泊爾大地震，連香港民主派的傳媒也引述《環球時報》的假新聞，這是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大警號。
港媒懶惰中共五毛乘虛而入
中共「五毛」在香港的一些討論區，自稱是尼泊爾的災民，創作出港龍取消航班，卻可以免費乘坐中國國航獲救回香港，自稱「此時此刻特別想說，作為香港人，作為祖國的一分子，特別特別的幸福！」香港的傳媒不是應先求證於港龍有沒有取消航班的嗎？不是應先找到該位災民，去求證消息的真偽嗎？最後竟要中國外交部出來澄清，中國從來沒有免費接載災民返國的做法，而港龍班機只延遲了廿幾小時就返香港。同時中國大陸的乘客卻在尼泊爾紛紛抗議，說中國的三間航空公司取消航班，再坐地起價，要因為取消航班而候補機位的乘客，付八千以至一萬三千人民幣，去購買原本只值二千元人民幣的機位，甚至維權合照放上微博。這一切，在面書、微博以至大陸的討論區都可以隨便見到，然而香港的國際版兩岸版大多沒有報道，或輕描淡寫提過，卻竟然宣傳五毛黨創作的假新聞──「香港人免費坐中國國航回港」，甚至在明知新聞假的情況下，不作澄清，仍然刊登一些因為這宗假新聞所作的「歌頌祖國」的評論。
這兩年間，類似的事情一再發生，說明香港新聞界的淪落是令人震驚的。故此，閱讀新聞見到一些看似違反常識的內容時，必須多加求證，特別要從原文找出真相，勿懶惰只讀中文傳媒。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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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把「外部勢力」掛在口的梁振英，是否知道自己才是窒礙香港的「礙步勢力」？（天網設計對白）梁振英對雨傘運動最耿耿於懷的是「外部勢力」的介入。去年十月中旬，他就表示佔領行動有全球不同國家的「外部勢力」介入，但是不能透露詳情。今年一月中旬，梁振英出席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新書發佈會時，為「外部勢力」下定義。
隨後梁振英引用傳媒已曝光的資料，指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收取三筆合共一百三十萬元捐款，與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多年來捐錢予反對派政治人物和政黨的五千七百萬元捐款，都是使用匯豐銀行觀塘同一分行的本票。但是為何匯豐銀行觀塘分行的本票就是「外部勢力」的証據，他沒有解釋。
匯豐控股在英國註冊，當然是外部勢力。它在全球許多國家有分行，是否也符合梁振英早先所說「有全球不同國家的外部勢力介入」佔領運動？
然而這是否意味著未來香港市民只有使用香港本土銀行的本票，才可以避免與「外部勢力」勾結的嫌疑呢？恆生銀行是本土銀行嗎？但是匯豐是其大股東。中資銀行算不算是外部勢力？它不但在香港之外，有些外國投資銀行還是它的股東呢。所以還請特首對「外部勢力」進行更詳細的界定。
香港是國際都市，遍佈外部勢力，為何梁振英在進入二○一五年就急急間接向匯豐開火，到底有什麼玄機呢？看來有兩點：第一，對李嘉誠旗下公司遷冊英屬開曼群島惱羞成怒，因為那是對梁振英的不信任。如果匯豐是外部勢力，李嘉誠的公司也是外部勢力，隨時可以被梁振英列入「敵我矛盾」進行打擊。第二，匯豐銀行是香港的發鈔銀行，是否有部分公帑存放在匯豐與恆生？在梁振英愛國主義大發作，以及討好中資的情況下，也可能藉此把存在外部勢力銀行的公帑一律轉移到中資銀行。是否真的如此，須觀察未來的發展。
不論怎樣，香港匯豐銀行似乎被嚇倒了，一月底，香港匯豐總部廣場立即增加兩隻石獅子，面對皇后大道中，原來有兩隻面對德輔道中。四隻獅子鎮住香港匯豐，能夠防得住惡狼的攻擊嗎？
但是正當梁振英對「外部勢力」開火的時候，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揭露匯豐銀行瑞士分行賬戶資料中，中國前國務院總理、前人大委員長、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早期烈士李碩勳之子李鵬之女李小琳和她的丈夫劉智源曾在瑞士匯豐擁有五個銀行賬戶，總計存款金額達二百四十八萬美元。戴耀廷、黎智英與李小琳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那麼李小琳是不是與外國勢力勾結的「賣國賊」？消息公佈後，中國的網路審查立即將之刪除，那是否表明有更大的「賣國賊」在包庇他們？
在梁振英向「外部勢力」開火以後，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保安局前局長、要女兒不做美國人的葉劉淑儀在一月底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表示，保安局是時候重新研究《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並稱當年她於任內處理的《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條文並不足夠，沒有針對外國勢力的干預。
但是對「外部勢力」如此深仇大恨的葉劉淑儀在一月二十八日被駭客入侵她的銀行戶口，盜走六點五萬美元。那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所以很快被追回，但也爆出她的錢居然是存在瑞士的私人銀行。看來她也得靠「外部勢力」保護與保密她的財產。她怎麼不把錢存在香港的銀行，尤其是中資銀行？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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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毅綜合報導）
信貸質押再貸款試點即將在中國鋪開，據悉這是中共央行在4月20日開始將各存款類的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1個百分點後，再次「放水」，注入流動性。
據陸媒澎湃新聞報導，信貸質押再貸款試點即將在全國鋪開。中共央行將制定政策方向，而具體實施細則將由央行各地方分行根據實際情況而定。
所謂信貸質押貸款，指的是銀行可以用現有的信貸資產，也就是已經放出去的貸款，從央行質押獲得新的資金。此舉就等於是在增加市場流動性，功效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如出一轍。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增加，客觀上也會有利於股市。這一政策，去年就已在廣東和山東試點，但規模都不算太大，廣東去年是50億元。此次則可能是全國試點鋪開。
據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宏觀研究員李奇霖聯合撰文稱，中共央行降準後沒有「收手」的意思。目前大量市場化融資主體和經濟發展薄弱環節普遍存在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是信貸質押再貸款鋪向全國的原因。除此之外，中共央行應該還會推出「中國版LTRO」和「注資政策性銀行」的放水政策。這樣一來可以對信用佔用的情況下降低實體融資成本。貨幣寬鬆配合需求再擴張也能使經濟短期企穩，並且繼續壓低無風險利率，促進股市上漲。但畢竟沒有免費的午餐，需求擴張、貨幣寬鬆配合「豬週期」（所謂的「豬週期」，即豬肉價格上漲刺激農民積極性造成供給增加，供給增加造成肉價下跌，肉價下跌打擊了農民積極性造成供給短缺，供給短缺又使得肉價上漲，週而復始），新一輪通脹壓力或在孕育。
中國經濟增長持續疲軟，中共央行連續「放水」刺激實體經濟。
4月19日，中共央行宣佈，自2015年4月20日起，除各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1個百分點外，農信社、村鎮銀行等農村金融機構的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額外降低1個百分點，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的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額外降低2個百分點。此次降準被估算約能釋放出1.2萬億元左右的資金。有大陸業內人士稱，4月20日這次降準被認為是「史上最強，力度跌破市場眼鏡」，超出市場預期，令各界驚訝。
還有分析人士認為，這次降準是中共央行「史上最強放水」。有陸媒分析，中共央行降準的最終意圖是想快速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所以接連採取降息、降準和下調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等手段。
中國問題專家、《中國事務主編》伍凡分析認為，目前的中國經濟面臨三大危機：一是經濟迅速下滑所存在的潛在失業危機，簡直到了火燒眉毛的程度，即使緊急救市也難見成效。二是目前的股市再次被推高所存在的泡沫危機，實際上是在用老百姓的投資款來給經濟債務買單。三是資本市場空頭危機。資金外逃嚴重，市場流動資金不足，導致銀行利息過高，資金加速外流。
但有觀點認為，中共釋放的流動性有可能進入股市，催生股市泡沫，因為現在大陸經濟實體消化不了這些資金。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降準釋放的資金實際上是大量進入了投機者的項目，進入了股市，使本來就已經被鼓吹得很大的泡沫變得更大，而沒有真正的進入中小實體企業和生產性企業，真正創造價值，從而使得金融風險越加增大。所以中共央行降準放鬆銀根，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放水」，和印鈔票是同樣效應，幾萬億流動性資金進入市場刺激經濟卻產生了明顯的惡劣效果，對經濟的真正刺激實際上並不明顯，其實就是沒有甚麼辦法的瞎折騰。 來源轉自： （注意：帖內文或圖片中可能含有厭惡性簡體字；本站維護 中華文化，堅決行使正體字。版權歸著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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