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表明，中國的生產率出現了自文化大革命結束以來的首個負增長。有專家表示，經歷了最初的突飛猛進之後，中國經濟已陷入停滯。(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根據新的研究，自從70年代文化大革命撕裂中國以來，中國生產率增長首次變成負數，這凸顯了中共試圖讓中國走向持續性發展道路的改革的失敗。專家稱，中國滑向「中等收入陷阱」，即新興經濟體在最初的突飛猛進之後陷入停滯。
路透社8月28日報導說，儘管勞工、能源、信貸和房地產的成本大幅上升，但是自從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普通企業實際上從中獲得的回報減少—這是一個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跡象，許多其他新興經濟體曾經經歷過這個陷阱，比如巴西和馬來西亞都發現它們在最初的快速發展之後嘎然而止。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中國經濟與企業研究中心高級顧問伍小鷹說，「這些發現強烈暗示，過度修建，產能過剩和推動低效率國企進入私營領域市場都越來越拖累中國的增長。」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於國家導向投資。同時，北京對改革國營巨頭和金融市場採取的漸進方式也未能帶來徹底的改變。
生產率增長變成負數
路透社報導說，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的研究論文使用新的方法分析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這是一個經濟長期活力的概括指標，測試一個國家從它所有各種投入要素諸如勞工和資本的總和當中可以生產出多少產品。
這個研究認為，先前的對中國TFP增長的估計已經誇大了過去的表現，包括誇大GDP增長。在金融危機之後的時間裏，中國實際的TFP增長已經變成負數，從2001-2007年之間平均3.3%的增長速度變成2007-2012年的-0.9%。
這段時期標誌著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生產率首次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拖累。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說，它還沒有看到任何跡象顯示，阻礙生產率增長的因素已經改善。
雙位數增長優勢已經消失
路透社報導說，經濟學家說，過去十年裡推動中國雙位數增長的優勢已經基本上消失，決策者也公開承認這一點。
比如，在2011年中國工人實際月薪達到495美元，顯著高於他們在菲律賓、印尼和印度的同行。
先前的學術研究也凸顯了中國企業依賴廉價信貸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傾向性。
問題是，經濟增長自然而然提升薪資，同時固定資產投資回報率自然而然下滑，意味著製造同等數量的增長需要越來越多的投資，而上升的成本擠壓盈利空間。
一個國家必須放棄投資和廉價勞工等輕鬆的增長動力，轉向推高生產率這樣一個關鍵點通常被稱為「路易斯拐點」，只有少許幾個國家，諸如韓國和日本，成功的實現轉型。
中國平均薪資在過去五年穩定上升，現在處於美國平均薪資水平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十年前僅僅為美國的4%。
當然這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差距，但是勞工僅僅是一個產品總成本的一部份，經濟學家警告，中國的勞工成本折扣幾乎完全被其他投入的高成本抵消，尤其是能源。一些人估計，中國的能源成本是美國的五倍。
週期性衰退變成結構性衰退
路透社報導說，上升的中國勞工成本被另外一個重大效率問題放大—源自於2009年刺激方案的工業產能過剩。當時隨著出口下降，中共向系統當中注入廉價信貸以維持就業。
當時的干預防止了一場危機，但是許多經濟學家說，它對競爭力造成長期的破壞，尤其是它似乎培養了一種國內企業依賴信貸存活的文化，而不是改善成本結構或產品吸引力。
它也撐起了一些最低效的企業，那些資產回報率遠遠低於私營企業的國有企業，並逆轉了先前的改革趨勢。
龍洲經訊的Andrew Batson在研究報告中說，「對於國家更嚴重的問題是自從2008年以來國企惡化的財務表現，這個趨勢逆轉了早些年取得的成績。」
「但是真正的問題是，最初的週期性衰退變成了一個結構性衰退：自從2008年以來國企所有的指標均處於低水平。」
國企合併停留在紙面
路透社報導說，許多國企糟糕的表現對決策者製造了一個重大難題，他們希望擺脫產能過剩，但是又不願意冒著國企倒閉帶來的失業的風險。
比如，一個大型國營航空公司人力資源部的僱員說，她的公司被告知以合併的名義收購一家小型表現差的航空公司但是不裁減多餘的員工。
於是，在許多情況下，國企的合併主要發生在紙面上而不是帶來效率的提升。
同時，北京難以強迫地方政府關閉多餘工廠。
在八月份，工業信息部不得不發佈一份緊急法令，命令官員停止開發一種新水泥和玻璃產能，因為這個行業已經遭遇過剩。
北京意識到挑戰，最近幾個月採取行動加大改革的步伐，允許私人投資國企，限制國企薪資，和放開利率，但是現在還不知道它們會不會有效果。
「我不覺得真正的結構改革已經真的開始。」伍小鷹說，「但是中國模式已經精疲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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