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澳洲悉尼歌劇院。（Getty Images）
中共「深耕」澳洲
十幾年來，中共大舉滲透澳洲，通過其代理人宣傳獨裁專制思想，詆毀民主自由，恐嚇反對、批評中共的華人，逼迫華人效忠中共政權，肆無忌憚，得意忘形，終於遭到澳大利亞政府強力反擊。
六月五日晚，澳廣國家頻道播放了題為「中國共產黨在澳大利亞的權勢及影響力」的四十七分鐘節目。這個節目由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和費爾法克斯傳媒聯合製作，美國聯邦調查局、澳洲安全情報局、澳洲聯邦律政部（內務部）及首席檢察官與國防安全專家參與製作。
這個節目震驚了澳洲朝野。它披露了澳大利亞國家安全機構經過嚴密監視、調查，發現澳大利亞國家安全面臨中共咄咄逼人的侵蝕、威脅，特別是中共通過其操控的在澳洲上千個親共華人社團和眾多華文媒體，利用民主制度下的澳大利亞寬容、自由環境，放肆地「弘揚」中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已到危險境地。因此，這個節目對澳洲全國敲響關於澳洲政治安全受到中共威脅的警鐘；同時，也是對所有被點名親共者、助共者的嚴厲警告，更是對澳洲華人社會的敲山震虎，促使華人夢醒，警惕中共陰謀，否則禍害華人。
揭露中共大肆對澳洲政治滲透
這個節目撕開一些澳洲華人社團假面具，一些中國商人及華人政客由於親中共被點名揭露。
早在兩年前，澳大利亞反間諜機構就對該國的政治精英提出警告，有關警告涉及與中共政權有聯繫的兩位億萬富翁向澳大利亞政黨捐款一事。這個節目通過調查確認捐款這事，由此澳洲安全情報局警告政治家、政府官員不要接受他們提供的政治捐款，因為這很可能是中共干涉澳大利亞政治的渠道。然而，澳大利亞自由黨和工黨仍繼續接受他們捐出的大約六百七十萬澳元（五百萬美元）鉅款。
這個節目稱，反間諜機構非常擔心中國政府滲透澳大利亞政府機構，並利用政治獻金發揮影響。該節目透露，二○一六年澳洲聯邦大選臨近時，黃某承諾向工黨再捐贈四十萬澳元，但在投票幾周前撤銷了這個承諾。黃清楚說明了原因，他對一名認為澳洲海軍應參與南海巡邏行動的官員很不滿。這足以說明，黃的政治捐款存在幕後操作，旨在引導澳洲政府的政策朝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這是中共利用其代理人干涉澳大利亞的內政和外交，且明目張膽，猖狂之極。
來自香港的華人政客王某，多年來在澳洲政治舞台上吹捧中共，為中共的國內鎮壓人民和強硬對外政策辯護，已成了澳華社會出了名的中共使領館馬仔和代理人。他的親中共行為，早就引起了澳洲安全情報局的高度關注。這個節目對他提出警告，今後他恐怕要三思而行。
這個節目將那些被中共收買的澳大利亞親共政客公開點名，並展示給澳洲全社會，向澳洲政客們發出了嚴厲警告。該節目所揭底的澳洲幾位政客已成了政治人格低下的突出典型，前外長及新南威爾士州前工黨政府總理鮑伯‧卡爾如今是黃某出資一百八十萬澳元設立的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院院長。
中共監控華人社團中國留學生
六月五日的澳廣國家頻道專題節目揭示了中共使領館通過華人僑團進行各種抗議和歡迎活動的強大組織動員能力。所謂抗議按照中共國僑辦及駐澳使領館的調門進行；而歡迎活動則由中共國僑辦及駐澳使領館組織華人僑團歡迎中國領導人前來訪問，然後由中共媒體報道回國內，製造「華僑心向社會主義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假象。節目認為，這預示澳大利亞社會面臨變相第五縱隊的嚴重威脅。
此前，五月十二日，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理查森說，中國在澳大利亞的秘密活動已經擴展到華人社區和團體。他說：「中國政府在澳大利亞的華人社區設下了線眼。」
這個節目直接告訴澳大利亞公眾，在澳各大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受到由中國使領館出資組建的中國學生會全面操控，接受使領館指令和任務安排，並進行特務活動，監控留學生一舉一動。中共通過控制中國學生會和學者協會，來監視在澳大利亞各大學學習的十五萬中國學生。
收買華文媒體成為中共宣傳工具
五月十二日，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理查森說：「中國政府有效控制了一些澳大利亞的中文媒體。」今年五、六月份，澳洲英文媒體指摘中共背後干預當地華文媒體，鼓勵它們宣傳中共價值觀，反對普世價值。
中共不僅在澳洲華人社會傾力培植親共勢力，而且對華文媒體進行了席捲式的收賣，使其變為中共的宣傳工具。除兩家中共控制不了的華文媒體外，澳大利亞的所有華文媒體幾乎是一面倒地投向中共。這些華文媒體接受中共國僑辦及駐澳使領館的資助，免費去中國旅遊。
澳擬修反間諜法取消親共者國籍綠卡
六月五日澳廣專題節目，第一次罕見公開點名譴責華僑「僑領」危害澳大利亞國家利益，將成為澳洲未來的禍害。該節目報道，聯邦朝野政黨領袖聽取了安全情報局局長的通報並表示震驚，明確表示必須採取行動。今年年底前，新的反間諜法會有全新的針對條款出現，就是為澳洲所有被中國使領館操控的華人「僑領」量身打造。新反間諜法納入考慮的內容包括，擁抱專制極權政府卻不效忠澳大利亞國家者，將會被取消澳洲國籍及永久居民身份，或取消國籍後保留永久居民身份但不得享受社會福利等。對此會有一系列配套立法伴隨出台。
這個節目的上述報道，向華人社團傳遞了明確信號，緊跟中共獨裁政權，聽命於中共國僑辦及駐澳使領館，將會受到法律約束、懲罰。
對付日益猖獗的中共間諜，也是澳洲考慮重修反間諜法的一個重要方面。五月十二日，國防部長理查森罕見地公開指責中國間諜活動頻繁。他說：「中國針對我們的情報搜集非常活躍已經不是秘密，不僅僅是通過網絡。」
防範滲透澳洲否決中共參與數個項目
為了防範中共滲透，澳大利亞政府否決了中共參與數個工程項目建設。二○一五年，一家中國公司租賃達爾文市北部的一座軍民兩用港口，據說該公司與中國軍方有聯繫。這個租賃引發了許多澳大利亞人對潛在安全問題的擔憂，並且遭到美國政府官員的批評。此後，澳大利亞在幾個基礎設施項目的招標中阻止了中國公司的參與。澳洲政府沒有就阻止中國公司競標給出具體理由，但國防部長理查森說中國的間諜活動問題，是政府在決策中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今年初，澳大利亞成立了一個基礎設施管理機構，其職責也包括對外國資本參與投標的電網、港口等核心基礎設施進行審核，以確認是否會對國家安全帶來潛在威脅。隨後，澳大利亞任命該國反間諜機構前負責人歐文擔任外國投資委員會主席一職，為政府提供外貿諮詢。
六月五日，澳廣公司報道，由於擔心國家數據安全，澳大利亞國防部決定在二○二○年結束與被中國公司收購的全球最大數據中心運營商Global Switch在悉尼的數據中心的合作。Global Switch在悉尼擁有兩處數據中心，管理著澳大利亞政府的絕密信息，包括敏感的國防和情報信息。
儘管Global Switch一再保證，澳大利亞的國家數據是安全的，澳大利亞國防部仍然打算支出大約兩億美元將數據轉移出悉尼數據中心。澳國防部對中共的安全威脅擔憂還有更多，包括禁止國防部人員使用中國電信製造商華為的智能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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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峽兩岸被「一個中國」困擾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一個中國」也困擾著全世界。任何人、任何國家都要在這個概念下選邊站隊。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不可以實事求是、不可以有良知正義，否則無論個人還是國家，就要被北京視為仇敵，飽受中共政權的折磨。
最可憐的是台灣，台灣在世界上的邦交國幾乎被「一個中國」剝奪殆盡，只剩下二十一個無足輕重的蕞爾小國，幾乎成了國際孤兒。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每天提心吊膽生怕某一天要因為「一個中國」而國破家亡、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不過台灣人仍屬幸運的，他們好歹以往六十多年沒受中共的統治，沒有在鎮壓反革命中被槍斃，沒有在三年大饑荒中被餓死，沒有在文革中被鬥死，沒有在六四被坦克壓死，也沒有在房子被強拆時砸死。
何謂毛澤東的「超級愚蠢」？
台灣人的幸運，固然得益於國民黨，更得益於毛澤東的超級愚蠢。
如果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喊那一嗓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改為在南京總統府前喊一嗓子「新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今天成立了」，然後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毛澤東住進了總統府，國務院搬進了中山北路國民政府原址，那麼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就真的沒戲了，就算是轉進到台灣，據守一隅，也不會有「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一說了。世界只會認為中華民國發生了一場通過大規模戰爭實現的一次政黨輪替，中共政權就名正言順的接管所有中華民國駐外使館，接管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國的位置，也不再發生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來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談建交，也不至於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搜盡枯腸才寫出《上海公報》中的一句話，「在台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因為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已經被共產黨的中華民國取代了。
有人說毛澤東不可能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對於毛澤東來講，只要有利於奪取政權，沒什麼不可能的：他可以喊斯大林「親愛的父親」，他可以感謝日本侵略中國，他可以頌揚美國的自由民主、三權分立、批評國民黨的獨裁。為了替共產政權贏得合法性，他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和繼承者。所以他不是不可能做，而是沒想到。那時，他正對中南海皇家的紅牆綠瓦、碧水林蔭垂涎欲滴，是皇帝夢做得正酣的時候，也是他超級愚蠢的時候。
據說當年有人建議毛澤東，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實行共產黨一黨專政，他沒有接受。據說毛澤東晚年時對當年沒有沿用「中華民國」國號深感後悔，但晚了，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雖敗，卻沒有敗亡。這都是毛澤東的超級愚蠢所致。
何謂蔣介石的「超級愚蠢」？
而後中共政權就不得不強迫世界接受「一個中國」、強迫世界接受中華民國已不存在。時間一久，「一個中國」的謊言便成了大多數國家認可的事實。本來台灣不至於淪落到世界孤兒的地步，下面就要說到蔣介石的愚蠢。
聯合國大會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通過阿爾巴尼亞等國提出的「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由中華民國政府擁有的聯合國中國席位代表權。這使得聯合國創始國之一的中華民國被稱作「竊取」聯合國席位的國家，而竊取聯合國席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倒是「恢復」聯合國席位，這也成為中共政權「一個中國」政策的重要依據。此時正是考驗中華民國領導人政治智慧的時候，誰知總統蔣介石高揚「漢賊不兩立」的精神，決然退出聯合國，於是便鑄成至今四十多年間中華民國飽受中共政權「一個中國」的凌辱和世界各國的歧視之痛。我們從當年的影視資料，看到在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案表決前夕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憤然離場的畫面，那畫面非常悲壯，也非常愚蠢。
當年美國等國投了反對票，沙特阿拉伯提出要中華民國保留聯合國席位的方案，獲得很多國家的響應，卻被中華民國斷然拒絕，還是因為蔣介石的「漢賊不兩立」，沙特阿拉伯後來也不得不與中華民國斷交。如果不是蔣介石的超級愚蠢，中華民國現在仍然是聯合國成員國，世界上多數國家將實行「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雙重承認，就像承認西德也承認東德，承認韓國也承認朝鮮一樣。這樣一來，世界就有了「兩個中國」，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仍然有廣闊的生存空間，「一個中國」也不復存在了。
時間只不過過去四十六年，「漢賊不兩立」的國民黨早已與共產黨穿一條褲子了，並煞費苦心的與共產黨一起編造「九二共識」。反而國民黨的反對黨民進黨倒有點與中共政權「漢賊不兩立」樣子，你說這歷史荒唐不荒唐。
台灣已無蔣介石大陸仍有「毛澤東」
蔣介石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偉人、中華民族的英雄：他追隨孫中山，為中國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他北伐東征統一中國；他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打贏了一場撼天動地的衛國戰爭；他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推動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道路；他退守台灣保住了中華民國的國統、法統、道統；他在台灣實行和平土改，開展經濟建設，為台灣的經濟起飛奠定基礎。但他丟掉了中國大陸、讓中華大好河山和億萬人民任由中共蹂躪，讓中華民族陷入萬劫不復之中，再加上他一九四七年在台灣製造二二八事件屠殺手無寸鐵的台灣人，實屬罪不可恕。而蔣介石作為一國之領袖，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毫無遠見、不知應變，竟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單的比作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蜀漢與曹魏，一句「漢賊不兩立」幫助中共政權在國際上營造了「一個中國」的局面，這種超級愚蠢也是不可原諒的。儘管偉人蔣介石的超級愚蠢與魔鬼毛澤東的超級愚蠢不可相提並論。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是在實行獨裁專制或威權統治時表現出他們的超級愚蠢，他們的個人意志、個人喜好便是國家的政策、便決定國家的命運。如今台灣已不再有蔣介石，但大陸仍不斷有「毛澤東」。鄧小平的六四屠殺，習近平的鎮壓異己，都將葬送這個國家，是罪行，也是超級愚蠢。他們其實是和常人一樣吃喝拉撒的肉身凡胎，他們的智商有的還不如街上行走的平民百姓。他們一旦掌握了權力，就變成了魔鬼和表現出超級愚蠢。為了防止他們禍國殃民，唯有爭取國家實現權力的監督和制衡，把他們關進議會民主、新聞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的籠子裡，或者把他們推翻、打倒，此外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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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號 動向 總378期（美國）程 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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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個主題，也是因為「有幸」身居黨國體制內幾十年的頗多積累。當下身處自由社會，回想曾經親歷種種黨產怪胎，仍難抑厭惡之生理反應。
而我們，你們，他們，這些曾經或仍在魔黨邪教治下的中國人，幾乎人人都由看不慣到看習慣，再到無可奈何，直到有一天，終於完成「久居鮑肆，不聞其臭」的嗅覺轉換過程。現在想想，這種人類天性的變異，真的好可怕。
也就難怪馬大留學生楊姑娘舒平，不過說了幾句美國好空氣，好自由的真心話，便被網紅，遭吸不上好空氣的可憐孩兒們、按黨宣旨意自由罵人了。最可憐的是，他們奉旨罵人，已不會好好說話，並不覺得自己可憐。
就像《動向》雜誌楊光先生的文題〈中國人最沒有資格嘲笑北朝鮮〉。我看這個世界上，美國人、日本人、俄國人、緬甸人甚至西非馬達加斯加人都有資格，唯獨中國人沒資格嘲笑北韓。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鏡子，過去是，現在還是。嘲笑北韓，就是嘲笑自己。
有人會說，嘯聚叢林，那是共黨當年做匪，可現在它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執政黨、全球經濟老二啊。多少同胞正是被此迷眼！於是便看不到：匪就是匪，把全球最頂級的面霜扣臉上，它也畫不出個紳士妝。一瞪眼一呲牙，還是匪相！
從舉著梭鏢菜刀喊殺、到買來二手航母，幾十年翻了N次方跟頭，匪首的窯洞大襖換上毛料人民裝，數變質沒變，還是那個叢林黨的思路，以為執政不用大腦只用小腦，大腦只是用來拍的，小腦勤灌水就好使。灌滿了也沒路，不有機關槍、開花彈代替梭鏢菜刀麼。上一次危機的時候用過，那是28年前了哦，對了，還獲得一個被全世界罵翻的榮譽：六四屠城。
我要說的匪黨另一個業績，是其異常膜拜等級。在永遠面臨垮臺的危機下，強化組織，嚴苛等級，是幫派存活保障。表面看，它比世界上任何政黨都崇尚抱團取暖，實際上，不過是一種深入骨髓的解體恐懼。
在下從前有幸（我還是說「有幸」）在黨國某最高機關混過若干年。耳聞目睹親歷了該幫會森嚴的等級。那會兒年輕不諳黨情，因自己選擇女友未合本單位黨的意識型態慘被打壓，一時氣盛，無意中竟發展到對抗至高無上的黨委。
本以為我不過是談個女朋友，貌若天仙還是歪瓜裂棗，干黨屁事。誰想黨不這樣想，挑戰權威這還了得！哇，一時間處長、局長、黨委書記輪番談話，批評威脅，上報組織部長批示，再層層下傳三幾級領導，又一輪談話，家訪，寫檢查，威脅開除……。
直到本人身心俱疲，只得綏靖了一下，表示接受黨的「關懷」，實際則是不得已向地下黨看齊，由公開活動轉入隱蔽戰線，變剛性對抗為悶頭吃瓜，此事才偃旗息鼓。面對造成的轟動效應和指指點點，本人也繼續假清高，行不更衣，坐不斜視，低調和同事們打哈哈。
現在想來，還是嚴密的等級和幫規僥倖「蔭澤」了我：在下是正式在編的國家幹部，不是臨時工，說開除就開除，不符合政治正確的黨規；各級領導再狠，也不好意思拿不上檯面的癡男怨女問題問責，誰不知道他們幾乎個個都是有眼兒的蘋果。
事情不了了之，但那些上下其手挖隱私、特別是依規運行的黨幹眾生相，啟動了我的思辯細胞。灑眼一望，這個奇葩黨國之所以如此朽氣薰天，不能不說與這種等級至上，層層制約、虐殺活性的環境相關。
自打共黨奪了政權，就開始論功行賞，封官分肥。黨系太反胃，不表。論行政級別，那時還不知何為公務員，只是毛領著一群忠誠大吏，開個會，就排出了座次：幹部官分23等，最低23級（軍隊排級），最高1級（國家主要領導）。
其中最要緊的一條紅線，猶如南北韓三八線：13 級「高幹」線。在中共效法蘇式「供給制」時，高幹被戲稱為「肉蛋幹部」，特別是「三年大饑荒」，黨國不管餓死幾千萬P民，我敢斷言，13級以上高幹及其家屬，全國沒餓斃一位。
你想啊，農民樹皮扒光，草根吃絕，高幹們卻糧油充足，每月二斤豬肉、二斤雞蛋照供不誤，餓死一個，天理難容。13級以下的「糖豆幹部」也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吧。這就是最早的「特供」。
當然，特供遠不止這些。物質上涵蓋了衣食住行。單說車吧。本人曾供職的單位設有車隊，那時私家車還不普遍，看病、接人、出遊用車一律高幹優先且免費，是為「待遇」。費用打入每年「國撥預算」。
房呢，正副處級至正副部級，房子從兩室50到200平方米，嚴格定位，不可逾越。
加上大幹部可以有公派保姆、警衛員、祕書，看病開刀公費全報，住高幹病房，吃進口藥，死了還能進八寶山公墓（夠級別喪葬報銷，還有一次性撫恤金）。
這還不是最要緊的。那個「政治待遇」更是重中之重。哪個升職離職處分雙規了，黨委、組織部必下發紅頭文件。再遇其人，或臉放油光、躊躇滿志，或蔫頭耷腦、溜邊而走。在下差一點淪為後者。
特別體現在開會座次和看檔級別上。某官能為自己被誤排順位怒吼祕書飯桶，某長能因沒及時看到黨媒內參而咆哮會場。因而習王打虎以來，座次、露臉也就成為某虎政治生命是否終結的風向標。
21世紀人可能會說：這個不當吃不當喝的勞什子「生命」有什麼呀？嘿，這「政治生命」可太有什麼了！為什麼很多靚女不嫁百萬富翁，卻青睞看似窮嗖嗖的公務員？在匪偽趙國，公務員就是錢，就是官，就是房。級別一層層長，幸福一波波來。
這個奇葩國的制度結構設計，就是以公務員——官員為先的。不了解這個，就在黨國白活了。當然，小的們也別玩過了，如今到老王那兒報到的，也多是公務員。
最後說說幫規。公允的說，世界各國政體不管什麼屬性，為保證運轉，也都有管理結構和人員崗位，當然也有行業範圍和層級高低，但相應的是科學設置、責任對應，加上嚴格的准入錄用。
而且一切都是在法律保障框架下，但黨國不是。法律是紙上寫的，幫規是隨意改的，一切以黨的意志為膜拜中心。
黨國沒法律嗎？不僅有，還越來越細越厚，但是，從來沒有黨自詡的爹——人民參與制定、聽證。都是某官大喇喇一指：你，你，你，你們幾個定一下這個。我看最近這個問題很嚴重，弄不好要亡黨亡國，三天給我報告。你說什麼？專家？走訪？調研？大膽！這事誰說了算？想不想幹了？
雖然不一定口氣這麼匪氣，但每個高級黨幹的心裡都是這麼回事。因為，從他入黨做官的第一天起，他的頭領就這麼做給他看的，黨章也寫著：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他不這麼幹，就不配做這個黨的活人和死鬼。
大家都看到了，那些被從牢裡拎到電視機前演出的部級以上黨幹國賊，不一個個都哭咧咧的說辜負了黨的栽培、服從黨的裁決麼？！幫規深入黨心，到死都不能逾越，就算那些「賊」們都被開除了黨籍，還一口一個黨啊的叫著，比叫親媽都甜。這麼說吧，入了匪行，還能講個匪道；入了共黨，媽都換了！
沒政權時，共黨是殺人奪權為先；奪到了權，便全天候上演《魔獸爭霸》，攀爬等級的階梯，腳踩同人的肩膀，直取名利的金山。
金三胖正恩氏，北韓萬民時不時對之山呼萬歲、痛哭嚎啕，你總以為北韓同胞都神經了，但退回50年，你看到的就是本國神經了的國民。看到韓國的先進科技和文明，你就知道，沒了金三，沒了共產黨，今天的韓國，就是明天的北韓。2000多萬刀魚臉襯托著的那張北韓唯一無二的白白淨淨的大柿餅子臉背後，也是森嚴的忠誠等級，反抗殺無赦的土匪幫規。沒有這些，朝共、中共，一天也沒得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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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八四到一九九七，香港主權以中英妥協、和平移交的方式從英國回歸中國；從一九九七到二○一七，「一國兩制」從「偉大構想」變成現實體制。經過了二十年充滿抗爭、衝突與撕裂的政治實踐，人大釋法爭議、二十三條立法風波、人大否決○七／○八「雙普選」、反國民教育運動、人大「八三一決定」強推「假普選」、佔中運動、港獨思潮、銅鑼灣書商「失蹤」事件、議員宣誓風波等等，一次又一次將「一國兩制」捲入風口浪尖、推向政治困境。目前的香港政制現狀、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均已至進退維谷境地。
以今日香港經濟與社會局勢、中共最高當局對香港民情與政局的總體態度而論，若說「一國兩制」已經失敗，或言之尚早，但展望未來，則前景黯淡，不容樂觀。一方面，香港年輕世代的國家認同度下降，多數港人對港府、對中央、對香港政制現狀的不滿持續加劇；另一方面，習近平當局對港獨的疑慮加深，治港政策更趨強硬，香港「真普選」之路遙遙無期；而北京的干預愈強，香港的反彈愈烈，二者水漲船高，「河水不犯井水」的脆弱均衡已接近完全破裂，「一國」侵蝕「兩制」、「兩制」難容於「一國」的變化態勢已逐漸清晰，所謂「五十年不變」，恐將成為神話。
二十年的「一國兩制」實驗不長也不短。說不長，是因為往事歷歷在目，人們曾經對「一國兩制」寄予諸多美好期待。當年內地人因香港回歸所激發的幾近狂熱的「同胞」之情，香港人對「高度自治」題中應有之義的特首普選化、代議制民主化的強烈期許，都還印刻在人們心中。說不短，是因為風雲變幻，世事滄桑，陸港兩地的「同胞」情誼漸漸淡薄，香港民主化之路也越走越窄、越走越偏，致使二十歲的「一國兩制」已經顯出了老態，露出了敗跡。這些變化足以讓我們看淡「一國兩制」的未來。
「一國兩制」之所以陷入「一國」與「兩制」的深層次矛盾與困境，主要是中共政府對香港民主化的多番推延和阻撓所致。因為普選既是香港人民的普遍意願和長久期待，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內在要求：一個「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之不同於殖民地政府或大一統體制下的地方政府的根本之處，就在於自治政府的合法性的根基只能是多數民意的支持，而不可能是宗主國或中央政府的委任，因此，持續、穩固的「高度自治」體制必須與政制民主化相配套方能成立。香港人的尊嚴，對「港人治港」的內心感受，也只能建基於民主化的政治基礎之上。一九九七年以來，每一任香港特首幾乎都是迎著嘲諷聲上台、背負罵名下台，顯然，這不是特首的個人品行問題，而是「小圈子選舉」的政治合法性問題。一個不獲多數港人支持和信任的特首，即便有中央的全力支持也是斷然不可能承擔「高度自治」之重責大任的──中央的支持在民主缺位的情況下通常只能對特首的民望形成拖累。
中共對普選的推延和阻撓，一是出於防範香港民主化可能對「一國」產生衝擊，二是出於專制政黨對普選式民主根深柢固的仇視和恐懼。普選是否有可能選出一位反中共、反中央甚至反中國、搞港獨的人士出任特首？鄧小平曾經直白地表露其疑慮：「普選就一定對香港有利？我不相信。……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正是因為中共對香港民主化將引起「兩制」衝擊「一國」的懷疑和畏懼，促使其選擇要麼不普選、要麼假普選的應對之策，某種程度上，佔中運動及其後迅速由隱而顯、由街頭到議會的港獨思潮，恰好坐實了中共對普選後果的懷疑和畏懼，也就給了中共高層的強硬治港派更加嚴厲地阻撓香港民主化以口實。
於是，「一國兩制」在香港陷入了怪圈：港人越期盼普選，中共就越是要阻撓普選；中共越擔憂「兩制」衝擊「一國」，香港激進本土派就越是要擺出一副衝擊「一國」的架勢；特區政府越缺少「高度自治」的政治權威和民意信任，現行政制就越是提供不了這樣的權威和信任。
但歸根到底，「一國兩制」的困境是中共造成的，更準確地說，當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之時，今日困境就已經隱伏其中。對中共而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用於香港本來就是權宜之計，它的初衷並不是要給予香港和香港的中國公民一個永久性的「特別」憲政地位，而是為了暫時安撫香港人反共恐中、抗拒回歸的心理，為了香港回歸之前的平穩過渡和回歸之後的短期治理。八十年代的中共政府很清楚，拿回香港並不難（英國政府穩健務實，並未給中國出什麼難題，後來關於中英談判之艱難曲折的官方言說，在英國是為了掩飾其外交上的軟弱，在中國是為了凸顯中共的歷史功績，雙方都有意無意地誇大了談判的艱難程度），但管治香港委實不易：按照中共的專制套路治港，只會嚇跑香港的人才和資金，「下金蛋的鵝」將死去，「改革開放」的天然跳板將不復存在，對統一台灣的示範效應也必轉為負面；但若繼續沿用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治港，當年對自由資本主義、法治體系、市場經濟尚一竅不通的中共政權又實在是一籌莫展、無能為力，因此，權衡利弊得失，一定程度的中央權力「虛君」化、香港政體自治化、陸港關係聯邦化勢在必行，「一國兩制」遂成首選。
但「一國兩制」既是權宜之計，就需服從於根本大計──如「黨的事業」、「國家核心利益」之類，就難免有好用則用、不好用則棄的打算；若只是勉強可用，一旦時過境遷，當「一國兩制」的實際狀況不符合中共的意願，也就難免生出變卦之心。在這方面，中共早有先例。其實，「一國兩制」並非鄧小平匠心獨運的「偉大構想」，論「一國兩制」的原創性和操弄技巧，鄧小平不過是「毛主席的好學生」而已。一九五一年，解放軍進軍西藏，兵臨城下之際，已事實獨立達四十年之久的西藏噶廈政府不得不向中共求和，與中央政府簽訂「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西藏只需交出軍事、外交權，內部事務實行高度自治，「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中共政府由此以和平手段實現了西藏的「主權回歸」。此後所形成的中藏政治關係與現行「一國兩制」的相似度極高，「十七條協議」即相當於當年的「西藏基本法」。鄧小平是「西藏和平解放」的當事人之一，當鄧提出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香港問題的時候，他必定想到了西藏的先例。後來，儘管吹鼓手們大肆吹噓「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偉大構想」，但鄧本人並未自我確認其獨創性。鄧曾欣然接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頭銜，亦曾自誇過「『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但他從不敢說「一國兩制是我的發明」。
與「一國兩制」一樣，「十七條協議」亦是權宜之計，中共早已為協議的廢除預留了方便之門。在協議談判過程中，中央要求在西藏設立直屬中央管轄、權限不明的「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香港特區也有類似機構，即中聯辦和駐軍司令部），當西藏方面對「軍政委員會」的目的表示不解，認為與中央關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的承諾有所牴牾，立刻遭到了中共代表的怒斥：「你們是在說你們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對嗎？那你們就回去好了，沒有必要再呆在這裡。」當年，毛澤東對西藏的口頭承諾是「十一年不變」，但當西藏主權和平移交之後，「軍政委員會」對西藏事務的干涉越來越頻繁，西藏政府的執政壓力越來越大，中藏矛盾越來越顯性化，而「十七條協議」的存在也就越來越令中共感到厭煩。八年之後，中央政府撕毀協議，在西藏實施武力「平叛」，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國外。毛澤東輕蔑地將背信棄義的責任推給別人：「現在，（廢除『十七條協議』）條件成熟了。這就要感謝尼赫魯和西藏叛亂分子了。」很不幸，「一國兩制」在香港的現狀與困境，隱約可見「十七條協議」的歷史投影，令人擔憂「一國兩制」的未來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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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外國和中國公司也開始核查學位證書的真實性。圖為2005年2月26日，一位成都市員警展示被沒收的假證書與假圖章等贓物。（Getty Images）
2010年微軟中國分公司前總裁唐駿的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博士學位遭質疑。通過搜索會發現中國大陸的Yuhongzp和PhonyDiploma網站上可買到假文憑。分析說，比起獲得真正的教育，中國人更重視拿到文憑；文憑值錢，教育卻不值錢。
編譯／李清怡
2010年，微軟中國分公司前總裁唐駿的美國西太平洋大學博士學位遭質疑。調查發現，西太平洋大學不僅是一家未經認可的機構，且唐駿只花了2595美元就買到了這個博士學位。之後，扯出一堆董事長、總裁、總經理持有假學歷。
《福布斯》雜誌報導，長期以來，冒牌機構將文憑賣給客戶。這種學術造假一直在不道德的學生中廣受歡迎，但對於商業界的上層精英來說，還比較少見。
通過百度搜索引擎就會發現，中國大陸的兩家網站Yuhongzp和PhonyDiploma上，可以輕而易舉買到假文憑。例如香港大學的假文憑只需250美元，且允許用戶按照個人需求修改所有內容，從水印到證書的紙質，乃至紙的顏色，如老色、蛋殼色、米色。
《文憑工廠：售出百萬張假文憑的上億美元行業》（Degree Mills: The Billion- Dollar Industry That Has Sold Over a Million Fake Diplomas）一書的共同作者Allen Ezell表示，這一行業的範圍非常廣大，他對《福布斯》說：「我們發現最大的假文憑運營地設在深圳，他們可提供1000多家美國學校的假文憑。」
中國上大學（sdaxue.com）網站打擊了這一影子經濟。自2013年以來，該網站已經爆光了中國400家虛假大學或「文憑工廠」的名單，僅去年發布的第六批虛假大學黑名單就包括了30多家新機構。
上大學網站也提供一個「真假」窗口，用戶可以立刻核實某所學校是否列在名單上，被爆光的學校名單包括看上去似乎沒有問題的學校，如北京興華大學、北京財經學院。雖然這些學校的涵蓋範圍從上海到山東，但絕大多數都是設在北京。
證書的電子時代
兩年前，Attores公司的首席執行官David Moskowitz發現中國和印度的文憑工廠開始製作新加坡理工類大學的假文憑，於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使教育機構能夠使用以太坊區塊鏈（Ethereum blockchain）頒發和驗證其證書。
區塊鏈是一種利用網路達成的分散式、去中心化的資料運算、保存平臺。區塊鏈是一個不可更改和不可破壞的紀錄，區塊鏈本身是公開的，但其紀錄或「區塊」是通過密碼來得以安全保護的。在區塊鏈上的每一個證書都作為一項紀錄成為區塊鏈的一部分，因此偽造證書是不可能的。當一個證書頒發出來，會被分配一個哈希值（hash’ value）。就算證書最後被改過了，也和區塊鏈中存儲的數據對不上號。這樣潛在雇主就能驗證每個證書的真實性和具體來源。
Attores並不是唯一公司，還有其他防止侵犯版權的公司，如BitProof和Binded。
Ezell說：「這些假冒機構還收取額外費用提供驗證服務。位於巴基斯坦的文憑工廠Axact設置假認證，可以在虛假的學校網站上鏈接到認證機構。在欺詐學校網站上看到的認證機構越多，說明危險越大，而真正的學校只有一家或最多兩家認證機構。」
但是，要發現危險信號並不總是那麼容易，尤其是有些文憑工廠學會了規避監管，因此，打擊學術造假對中國來說仍然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揭發假學術證書 面臨挑戰
信報網站EJ Insight報導，今年6月，上大學網站宣布，將不再更新文憑工廠的名單，原因是迫於「既得利益」的壓力，但並未具體指名何種既得利益。這些事件反應了偽造學術證書問題的嚴重性以及處理這一問題的難度。
文憑工廠在中國和香港都有很大的市場，因為中國社會對學位非常重視，學術證書在職業生涯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偽造文憑在中國如此嚴重，香港政府已經下令，凡使用在中國頒發的學術證書的個人保險仲介，需提交認證，否則將面臨許可被吊銷的風險。
打擊文憑工廠也不總是那麼簡單。文憑工廠已經通過各種方法規避政府制裁，如在國外的服務器上設置網站，或者在被禁之後更改學校名字。例如國力書院（Lifelong Colleg）雖然還沒有被審查，就已經更名繼續運作。
企業用人需謹慎
謊稱教育程度從負面反映了一個人的誠信和信譽，有些實例表明，企業因此未能找到合適的候選人，還可能給企業帶來聲譽和經濟損失。
《經濟學人》報導，今年6月曝光了一起引人矚目的案件：68名學生付錢參加一個學習項目，原本以為與山東輕工學院相關。但四年後，他們卻發現，雖然開辦項目的機構的確存在，但那是一個騙局，後來項目的幕後策劃者失蹤了。
越來越多的外國和中國公司也開始核查學位證書的真實性。今年4月份，北京爆光了一個案例，一份亞伯拉罕林肯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博士證書未能通過真實性檢測，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這些案件並沒有阻止欺詐者的行為，還有學生仍然繼續為爭取更好的職業生涯買學位。在中國什麼都可以買到，為什麼就不可以買學歷呢？
上海交通大學的熊冰奇（音譯）說：「中國人更重視拿到文憑，而不是獲得真正的教育。文憑值錢，教育卻不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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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看起來頗為穩健的局面，現在卻越來越有捉摸。
將決定中國未來5年甚至15年的中共19大，即將在下個月舉行。原來看起來頗為穩健的局面，現在卻越來越有捉摸不定的感覺，政治上的紅色陰霾，正在北京瀰漫。
19大中共軍隊代表團，房峰輝和張陽兩位軍委委員落選，換上來的新面孔，大部分是原福建和浙江軍方的人物。這種突破慣例的情況，顯示出中國軍隊將領和北京的最高權力掌握者之間，出現了問題。19大軍方代表，絕不可能是剛剛產生，因此最可能是北戴河會議之後倉促換人。由於事出倉促，於是和最高掌權人較為熟悉的所謂「東南軍」將領，被臨時排入名單。
中共19大代表名單，事實上在今年3、4月分已經敲定，事後更換人選，說明中國政局變幻莫測。較大影響的是孫政才，這個原本鐵定進入政治局，甚至有可能進入常委的人物，最終因「嚴重違紀」而被換掉。幾位中央軍委委員，最有可能也是被臨時換掉的。
有消息說，導致軍隊代表臨時更換的原因有二，一是軍方和習近平在對印度對峙解決方案方面不一致。對於中國軍方來說，對印度的局部有限戰爭，中國有極大優勢，一場戰爭的勝利，不但可以恢復軍隊士氣，也可以檢驗過去十多年中國軍隊大換裝的成果。但對於北京最高當局來說，對印軍事衝突，將給本來對中國就已經十分不利的國際環境增加更多困境。一旦開戰，中印翻臉不說，美國和日本將和印度成為半盟關係，而且中國或許失去或者降低和俄羅斯的軍事關係。這有些類似圍棋，雖然在角落得到實地，但卻失去了外勢，也失去了解決周邊國際問題的先手。對於最高決策者來說，這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原因之二，是在過去兩年的軍改當中，中國軍隊將領中積累了大量不滿，並通過幾位軍委委員的管道向上傳遞。
軍隊是一個專業團體，而且特別講究「自己人」。軍隊的變革，如果由非專業軍人進行主導，通常會面臨極大的抵觸。現在中共軍隊的將領，都是舊體制下既得利益的軍人，他們傾向舊體制的態度毋庸置疑。因此原來的軍方將領有大量不滿情緒，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這些情緒由軍委成員做最終表達，和最高掌權者之間形成了某種程度的衝突，大概確實也是軍委實權倉促變化的原因。
資訊時代的新武器裝備，需要一大批對新戰爭概念有了解的人物去整合。然而，軍隊改革不是武器裝備的部隊番號的改革，而是整個戰爭觀念現代化的過程，其各級指揮將領的改變卻非一朝一夕之事。過去兩年中國軍改幅度大速度快，而且缺乏戰爭的「實驗認證」，老將領們定不服氣。
實際上，軍改大概是過去五年新一屆中央最成功的工作，即使如此也仍然面臨各種各樣的阻力，其他領域的改革和變化，則更是異常困難自不必說。
因此，原本看起來應穩健度過的中共19大，看起來似乎越來越有吉凶難定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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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以騙和獨起家，由股市，物價以致”人民（敗）”匯率皆隨自己意慾為所欲為，有所為而為，不稱牠們畜牲、共匪、賣國賊的話，沒有更貼切的名稱。
「一元購」表面上是銷售實物商品，實際上銷售的是中獎機會，與猖獗大陸的傳銷罪惡一樣，還是利用了人們想要快速致富的僥倖心理。（大紀元資料室）
大陸互聯網產業又花樣翻新，利用人想快速致富的急躁心理，打造出一批對應網站。這兩年最突出的當屬「一元購」模式。但隨著上當人數的快速增加，投訴、維權案例急劇上升，當局被迫發出禁令，此類網站黑箱操作之驚人內幕浮出水面。
文／韋拓
大陸網商的騙錢新招
月前，在google網站敲入「一元購」，點開置頂位置的深圳市「一元雲購」網，發現已經「人去樓空」。該網站8月17日發布公告稱，因公司主動進行業務調整，8月18日零時關閉網站。存留信息顯示，該網關網前已售出1219萬3802件商品。
該網站宣傳詞稱，自己是由深圳市一元雲購網路科技有限公司注入巨資打造的新型購物網。1元雲購是一種全新的購物方式，是時尚、潮流的風向標，能滿足個性、年輕消費者的購物需求，云云。該網站在APP市場的下載量居於行業前列，稱央視是其「合作夥伴」。
據大陸官方監測數據，截至2017年4月27日，「一元購」參與者已超過160億人次。知名網商京東、360、網易、百度、迅雷、蘇寧等企業都開通了「一元購」，「去哪網」、「美團」等社交團購網站也都做起了「一元購」買賣。
什麼是「一元購」
「一元購」購物模式是：將一件商品平分成若干「等份」出售，每份1元，每買一份獲得一個號碼，可以多買。一件商品所有「等份」全部售出後，商家利用一種平臺抽出一個幸運號碼，被抽中的唯一幸運者獲得此商品，其他購買者的認購資金不予退還。
「一元購」涉及的商品大到豪華汽車、高檔手機，小到手機充值卡、加油票……
某參與者表示，開始投一兩元，然後三五十元，然後成百上千，最後上萬元。從去年12月份開始玩，到如今，大概虧了四十幾萬元。 近日，中共國家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領導小組辦公室下發《關於網路「一元購」業務的定性和處置意見》，明確將網路「一元購」定性為變相賭博或者詐騙，並將對其展開新一輪整頓清理工作，並稱對於利用「一元購」從事賭博活動或涉嫌詐騙的違規行為，依法予以打擊處理。
一位「一元購」平臺搭建者表示，「一元購」一直沒人監督，缺乏管理。只要你花幾十塊錢買個整站範本，再弄個功能變數名稱和虛擬空間，很容易在淘寶上就能架起一個「一元購」網站。不少「一元購」網路平臺「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使很多參與者深受其害，損失幾十萬、上百萬元的人非常多，卻面臨著申訴無門的窘境。
損失慘重，維權艱難
去年10月，一群「一元購」的受害者聚集在網易北京研發中心大樓下面進行維權，還有人登上網易大樓的頂層天臺想要跳樓。
外界注意到，「一元購」表面上是銷售實物商品，實際上銷售的是中獎機會，與猖獗大陸的傳銷罪惡一樣，還是利用了人們想要快速致富的僥倖心理。
忽悠消費者的又一陷阱
那麼，「一元購」盈利和騙人模式是怎樣的呢？最重要的一點其實是暗箱操作。
「一元購」平臺聲稱有著嚴格的開獎方式，然而中共央視此前曾爆出很多「一元購」平臺開獎過程並沒有監督。甚至可以控制中獎者和開獎進度：在後臺添加虛擬機器人參與開獎過程，通過人為操縱，讓這些機器人中獎，投資者失去中獎機會，投資款則落入黑心商家腰包。
有網友爆料稱，自己半夜在某「一元購」平臺上參與購買了2000元的話費充值卡，發現在自己付款後，原本無人問津的商品瞬間出現許多買家，令他覺得平臺存在貓膩。
這類「抽獎式購物」平臺遊走於法律與監管的邊緣，造成傾家蕩產妻離子散的案例不勝枚舉。
疑似網路駭客的「月神」披露稱：本人破了一個大型一元雲購平臺，是哪個我就不說了，先給你說下黑幕吧。
5000元以下商品，包括充值卡類信息是這樣的：中獎所得一般是充值金額的一半，也就是說你投進去100，能收回50左右。見到一個人投了50萬，收回了10多萬的獎品，真替他心疼，但是這種賭徒我勸他也沒用，所以就沒告訴他真相。
5000元以上的商品，中獎者全部為機器人，充值金額為0，中獎後自動收貨，大量機器人的號在跑，每個號隨機購買商品。可笑的是一輛賓利，機器人買了5次就中獎了，要不就是機器人的概率不同，要不就是機器人太多太多了。
最近本打算匿名舉報該平臺呢，因為我得到這個信息也是非法得到的。這個做法我感覺到特別鄙視，一元雲購平臺本來就是穩賺不賠的，還要搞機器人來坑人？
律師Matt從法律和心理角度分析稱：不論從何種角度來看待「一元購」，其本身就是一種「買運氣」的射幸行為，射幸是一個法律專用詞，即不確定的「僥倖」行為。這樣的類型很多，如賭博、股票、彩票、賭馬、保險，都是基於射幸行為而形成的商業模式，但它是有准入門檻的，具體表現為牌照或行政許可制度。
Matt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財富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彩票類行業其實就是一種不勞而得的行業（資本付出本身不是勞動），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隨意開展彩票銷售，則整個社會都會呈現泡沫式繁榮，每個人都指望著通過買彩票而一夜致富，誰還去勞動？一個社會如果每天沈浸於賭博或彩票中，這個社會一定是不正常的。而一元購就符合類彩票性質。
Matt說，一元購項目歸根結底，不論是何種方式呈現，總脫離不了落入「眾籌」、「彩票」和「賭博」三個類型之中。例如網易的一元奪寶，其聲稱是以「眾籌」模式為各類商品的銷售提供的網絡空間。
對於一元購網站「開獎」程式中的不公正性，Matt稱，畢竟用計算機程式統計後「隨機」抽出的幸運兒，其過程真不讓人放心，這也是為什麼非即時開彩票都需要有公證員現場見證的原因。
如果大家細心看一元購，雖然其二級功能變數名稱和彩票二級功能變數名稱不同，但其頁面是下掛並夾雜在網易彩票下的，這足以造成相關混同，讓人誤以為一元購是一種彩票的玩法。
這種似是而非的玩法，讓每個人都看不懂，只有玩家自己知道自己是在賭運氣，而不是真是的在「買東西」。這讓一元購披上了神祕的羊皮，而大家都想知道裡面躲著是不是一頭狼，又是怎麼樣的一頭狼？
中共黨文化植出拜金土壤
中共植出沒有任何信仰又拜金主義的黨文化，最終造成病毒沃土。很多人想要暴富，便產生非常複雜像癌變一樣的社會現象。（Getty Images）
對於前段轟動國際社會的大陸多起傳銷致死罪惡和現階段的新發展，時事評論員傑森表示，傳銷在中國「與時俱進」，甚至有北派、南派之分，綜合起來可能有六七百種不同方式。其在中國愈演愈烈甚至花樣翻新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就是因為這個病毒能在中國現在這個地方找到一塊沃土，是它最適合發展的地方。除中共作為執政黨執政無能、官商勾結外，真正是中共能在那兒植出的沒有任何信仰又拜金主義的黨文化，最終造成病毒沃土。
傑森認為，中國整個精神層面的東西被中共打掉，唯一留下的就是物質上的需求，認為迅速拿到錢是機會，不是道德不道德的問題。很多人想要暴富，加上整個社會就業困難、實體經濟發展的困難，便產生非常複雜像癌變一樣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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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 第548期 2017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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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丟失的國土。
解密：蘇美都不想中國統一
一九九二年解密的一份中情局一九四七年呈送白宮的報告《蘇聯在華目標的貫徹》（CIA, Implementation of Soviet Objectives in China, ORE45, 15 September 1947）認定，蘇聯對華政策一貫目標，乃是造成、維持中國四分五裂，但得其一政權親蘇；以夷分華，以華制華。此件已被譯成中文，見於：王昊翻譯，楊奎松校譯「中情局關於蘇聯在華實現目的的報告（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載於沈志華、楊奎松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一九四八──一九七六）》第一卷第二編（八卷本。北京：東方出版社，二○○九，239—247頁）。作者閱後幡然省悟：一九五○年代初曾為美國政壇爭論不休的問題「誰丟失了中國」，終於有了答案！
該份報告建議，如果美國增強對於蔣介石的軍援力度，就會刺激蘇聯增強對於毛澤東的軍援力度。毛氏羽毛豐滿之後，將有可能不顧蘇俄阻撓，大舉統一中國。既然蘇俄對華政策的一貫目標乃是分而治之，主張國共劃黃河或者劃長江而治，美國就不如減弱對於蔣氏的軍援，以期蘇聯對應減少對於毛氏的軍援。作者認為，正是此份報告，導致美國政府中止對於國府軍援將近十月（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情局當時竟沒察覺蘇俄奧援中共七千餘門後膛炮──四千門用於作戰，三千門用於儲備──來發動三大戰役，「見人而不見器」的該份報告，反而用了較大篇幅談論大量北朝鮮官兵入滿洲助戰的問題。思路錯誤！報告撰者似乎不知北朝鮮幅員窄小、人口稀少，根本承擔不起軍事支援中共致勝的事實。其實，根據作者調查，所謂人們看到的曾有大量北朝鮮官兵入滿洲的假象乃由四個因素造成：
（一）僅有一個北朝鮮人民軍炮兵團入華助戰，打到了海南島；
（二）約為五千人的原籍北朝鮮的「朝鮮抗日義勇軍」，後來陸續回國；
（三）由吉林延邊朝鮮族人組成的中共部隊，本屬中國國籍；
（四）二十萬四野派去北朝鮮蘇軍基地接裝受訓的四野官兵，因為戰事緊急，穿著北朝鮮軍裝回國。部隊換回四野軍服之後，北朝鮮軍裝洗淨入庫，以後給志願軍穿了，有圖作證。
美國或被蘇聯欺騙
順便指出：二戰四平之後，國軍新一軍若追過松花江，就會被上述二十萬大軍西出北朝鮮截斷後路。
這邊廂，情報錯誤導致美國失去了拯救中國大陸良機。那邊廂，判斷錯誤導致蘇聯落空了在華「分而治之」的目標：蘇方沒有料到，在四千門後膛炮炮口之下，國軍那麼不經打。蘇軍在蘇德戰爭中，經常是一次或者兩次戰役就可繳獲三、四千門後膛炮。蘇方小菜，中方大菜。此時蘇方也不知道美方中止對於國府軍事援助將近十月。後來作為補救，斯大林力勸毛氏不要渡過長江，防備美軍登陸華東干涉中國內戰；同時，警告後者：否則的話，「中華民族會有滅亡危險」。但是晚了。蘇聯支持北朝鮮發動南侵，引起美艦進駐台灣，多少彌補了前一錯著──兩岸分裂延續至今。美英二戰期間租借五百餘艘軍艦予蘇聯（中共方面未得此一情報）。斯大林若是真心支持中共統一全國，就會於一九四九年底將這些軍艦借給或者租給中共解放台灣。不過年底倒有蘇聯別洛夫空軍軍入駐華東。
關於「誰失去了中國？」，作者認為，除了美國之外，鬼迷心竅的蔣氏也是這個「誰」。蔣介石一再和史迪威鬧矛盾，孔祥熙一貫貪污國庫及美援，令到本有能力扶持對方不倒的華府支援國府的熱情頓消。羅斯福請求斯大林出兵掃滿，美方寧願坐觀其成，本不符合列強於國際體系中追求「利益均沾」、「制權均衡」的一貫行事守則。作者認為，羅斯福、杜魯門極其憎惡蔣介石、孔祥熙，於是找個藉口「美國承擔不起登陸中國打擊日軍所帶來的巨大犧牲」拒絕派兵，來行懲罰史迪威所稱的那個「花生米」，當然還有那個「孔聖後」。這也許是美國政軍兩界集體性下意識作為結的果。美軍不是大舉而出，發動菲律賓海陸戰，殲滅四十五萬日軍了嗎？自己僅傷亡六點五萬人而已。依此類推，美軍若是登陸中國，而與國共兩軍合擊日本中國派遣軍一百零五萬人，自己傷亡估計不會超過三、五萬人，美國咋會承擔不起？對比：蘇軍掃滿，僅僅傷亡三點二萬人，其中死戰八千人而已；朝鮮戰爭美軍傷亡十五萬人，越南戰爭美軍傷亡三十七萬人。
蔣介石兩次對蘇政策失誤：一九二七年「分共絕俄」（分共無妨），一九四六年「倚美再戰」（倚美無妨）；兩次對美政策失誤：一九四四年排斥史迪威將軍，一九四六年助選杜威為總統，既得罪蘇聯施主，又得罪美國施主，焉得不敗走麥城倉皇辭廟，丟失大陸播遷台灣？遁逃台灣國民黨人「大江大海」苦難，滯留大陸國民黨人生不如死苦難，全因這位「蠢驢」（史迪威語）而起。
孫中山、共產黨都「出讓」過國土
也許有人認為上述蔣氏四次「失誤」不是失誤，而是捍衛主權。那他先於一九二四年、後於一九三八年接受蘇援餉械發動北伐、抗日，為此認可蘇軍入駐外蒙「剿匪」、蘇聯壟斷中東鐵路、張學良撤退關內、盛世才投靠蘇聯，沒像陳炯明、吳佩孚、馬佔山、謝文東那樣「捍衛主權」，又怎麼說？吳佩孚、陳炯明不采忍辱負重之法，結果不是喪師失地，淪為寓公了嗎？前者無力自保，慘被日寇害死；後者逃到香港，挑擔售賣豆腐。國何以救？土何以還？
蔣氏前任孫中山就不這樣幹。孫氏是位甘願「量中華之物力，結予國之歡心」的民族──民主革命領袖。孫氏的「予」不是慈禧的「與」。誰願予他餉械援助，誰就可以得到他的允許：割給對方中方部分或者一時主權利益。對日本、對英國、對法國、對美國、對蘇俄，均為如此。他對蘇俄立場，沒有前後不一，沒有陽奉陰違。可惜死得早了，壯志未酬。
說他賣國又說不通：他的革命首要目標，就是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代理人軍閥，爭取關稅自主、民族獨立、全國統一、五族共和，為此他身體力行，貢獻了畢生精力。說他是個甘願壯士斷臂的愛國志士，倒還比較中肯。在那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中華民族的最為悲慘的年代，他還有什麼其他兩全辦法救國救民呢？
中共對待「予國」蘇俄以及其他鄰國，能在作出「武裝保衛蘇聯」、「政體全盤蘇化」、「代蘇出兵朝鮮」、「讓土地緬甸越南」、「自撤山南藏區」、「承認割地條約」之後，得以保全本國核心利益，主次輕重、此失彼得分得清楚，不也說得過去嗎？此期蘇聯一身二任，外援了國民黨，外包了共產黨，識者夫復何言？為什麼要苛求孫中山呢？
必須指出：美國政壇爭辯「誰丟失了中國」實際上是爭辯「誰丟失了中國這個盟友」，並無侵佔中國領土意味。
二○一七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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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號 爭鳴 總4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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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圖片）
文／槽值
「如果不是那場癌症，小麗還不知道爸爸的愛如此深沉。」
前天在微博上刷出一則令人心酸的故事：
杭州一名患癌男子不願吸氧，只為多給女兒省兩塊錢。這位爸爸是一名計程車司機，開了20多年夜班，2015年起身體開始不舒服，但一直拖著不肯去就醫。就這麼拖了幾年，病重住院時已確診是肝癌晚期，吃不下飯，呼吸急促。
可面對剛剛踏入社會的養女，他卻強打精神。「我看他呼吸困難，讓他吸下氧氣。他總說氣能透過來，不用。」幾個月後爸爸病情加重才向女兒吐露實情：「我總希望給你多省兩塊錢用用。」女兒哭著說，可是一小時氧氣費才四塊錢啊。
看完這條新聞，我的情緒十分複雜。
可以想見，一個普通家庭五十來歲的中年人，上面尚有雙親侍奉，下有初入社會的女兒，身邊還有相濡以沫的愛人需要供養。家裡的頂梁柱轟然倒塌，漫長的治療正在緩慢拖垮他們僅有的積蓄。衣食住行用，能省的地方都省了，想來想去，呼吸還可以少花一點兒錢。
那，就少吸兩口氣吧。
在一片「父愛如山」的評價裡，有網友這樣說：「你看到的是愛，我讀出的是底層人民的痛。」
網上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房間裡有100個人，每人都有100元錢，如果每過一分鐘，每個人都要拿出一元錢隨機給另一個人，最後這100個人的財富分布是怎樣的？
這個問題，可以看成一個小型實驗，類比的是規則絕對公平時，社會財富的流向。財富隨機流動的話，貧富差距是否就會消失呢？ 城市資料團用程式類比了這個過程：
如果把財富量從高到低排列，在17000次流動後，社會財富的分配是這樣的：就這樣，80%的錢跑進了20%的口袋裡。即使在最公平的規則下，世界依然展現出了殘酷的一面。更何況，真實的財富流動並不隨機。
有個段子是這麼說的：
我告訴你一個一年穩賺兩百萬的辦法……往銀行裡存一個億定期，一年穩賺兩百萬。笑話歸笑話，事實也確實如此，原始資本往往是積累財富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據世界銀行報告顯示，大部分國家的貧富階級之間都存在差距：2014年，美國基尼係數0.47，中國基尼係數0.46，俄羅斯基尼係數0.422，拉美、南非等地的基尼係數甚至達到0.6以上。
用簡單的語言解釋，就是目前全球三成的社會財富被頂端1%的家庭所占有，而底端25%的家庭僅擁有一成社會財富。
《新約·馬太福音》中記載了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主人遠行前，叫來三個僕人，把自己的財產分配給他們去打理。主人回來時，第一個僕人用銀錢做買賣，另賺了五千；第二個僕人依此方法，另賺了兩千；第三個僕人報告說：「你給我的銀錢，我一直幫你存著，沒有拿出來。」
於是，主人命令將第三個僕人的那錠銀子賞給第一個僕人，並且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在現有的經濟規則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這是著名的「馬太效應」。
世界，有時候真的是殘酷的。
真正的貧窮是一不小心，就死了
在殘酷的人間艱難地活下去，很多時候困頓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知乎上「貧窮有多可怕」問題下，最高票答案是這樣的：
大概十來年前的事，同村的一個光棍，孤兒，被倒下來的土牆拍了一下。當時頭都軟了，拿布包了下，去醫院看了，醫院說頭骨碎了，需要幾萬塊，這人說沒有，就簡單處理下回家等死，然後就死了。
大學時候去醫院裡，碰見一個人，腹水，瘦得骨架一樣，挺個籃球一樣的大肚子，醫生說你這個要住院啊，他說沒錢啊，醫生嘆了口氣，說你這個就沒辦法了，這個人就搖搖晃晃回家了，手裡還拿個小凳子，走一段路就坐下來歇歇。
以前村裡有一座空宅，老人都不允許靠近。因為那一家人得了肺結核，又窮，那時候好像沒有免費治療，而且就算有，他們連路費都出不起。後面就全家死光了，好像剩下一個遠走他鄉了。
面對貧窮這個話題，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寒門對眼界、見識、發展的影響。但其實這不是真正的貧窮。真正的貧窮來不及考慮出路，真正的貧窮是一不小心，就死了。
根據國家統計局標定的貧困線，按照人均年收入2300元以下計算，還有將近一億的人口掙扎在貧困線以下。年收入2300元是什麼概念？
你手裡一部最普通的國產手機，有將近一億人，不吃不喝工作一年才能摸到。這群人口體量是如此龐大，可是在互聯網世界裡，他們的聲音掩埋在八卦熱點和花邊新聞之中，並不響亮。
掉手指總比餓死強
最外延的，是那些一輩子生活在閉塞山村的人們。
前段時間，曾有一篇「最悲傷作文」在網上走紅，文中的彝族小姑娘用300字描述了媽媽離世前，一個家庭的刻骨悲哀。
「媽媽病了，去鎮上，去西昌，錢沒了，病也沒好。」
「飯做好，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
除去一小撮被媒體關注到的幸運者，他們中的絕大部分，終其一生都在為最最基本的生存掙扎。因為身邊都是和自己一樣的人，所以無人關注，無人憐憫，也沒有太多想改變。
時間在他們身上只留下老去的痕跡，日復一日的生活和一眼望到的結局。離我們稍近一些的，是那些因殘因病致貧的普通人家。 不少去過歐美國家留學的朋友們跟我說過一個奇特的現象：國外街頭殘疾人數量多到不可思議，地鐵上、商場裡、大街上，經常能夠見到。為什麼外國殘疾人這麼多？是基因原因麼？
不是。
截止2011年，中國有8296萬殘疾人登記在冊。按當年年底人口13.4億計算，差不多每二十個人裡就有一個殘疾人。但看看周圍，為什麼從來沒覺得殘疾人數量有那麼多？
因為這些殘疾人，根本就沒法出門，所以你看不見。這是獨屬於少數人的無奈，就像電影《推拿》中的那句臺詞：盲人們生活在黑暗的世界裡，它不但是生理上的黑暗，還有心靈的黑暗——對周圍世界尤其是對正常人的恐懼。
站在大街上一眼望過去，那些彎彎曲曲的盲道，高高的階梯，當成擺設的折疊通道，無不是一道道高牆，把八千萬人阻隔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
他們沒辦法去看一眼熱映的電影，沒辦法吃一頓簡單的堂食，沒機會參與絕大部分社會活動，只因為活動設施是為「正常人」設計。用影評人、先天性肌營養不良患者羅罔極的話來說，他們渴望踏入社會，可社會正在將他們鎖死。
在殷實人家，或許尚有霍金、史鐵生、羅罔極、程浩，經濟基礎構成的底氣和個人意志一起，支撐他們在自己喜歡的領域探索，在網路發聲，對這個以痛吻我的世界報之以歌。
但還有更多籍籍無名的人，拖垮整個家庭卻只能終日等候照料，一生唯一的任務就是在痛苦中和命運賽跑。他們活的時候感覺隨時都會死，死的時候好像從來沒活過。
再近一些的，是城市裡的勞動者。
看過一個小故事：街頭，賣水果的中年婦女一邊撒潑，一邊死死抱住推車不肯撒手，大有一副同歸於盡的架勢；年輕的城管也不甘示弱，搶上前去伸手折斷了水果攤的秤。
晚上，疲憊的婦女往女兒碗裡夾了塊魚肉：「快吃吧，今天生意好得很呢。」
黧黑的小夥子給病床上的父親攏了攏被子：「我工作挺清閒的，就是坐辦公室。」
北京一直在飛速發展，可是很多身居其中的人，一邊為第二故鄉的進步自豪，一邊隱隱感覺，機會可能是留給了其他人，這種繁華，和自己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因為勤勤懇懇過去十幾年，自己的狀況並沒有改善，未來也不知道在哪裡。
和老家一個遠房弟弟聊過天。他是工廠的機械操作員，上星期因操作不慎被機器削掉一截手指，工廠判定是他的責任，不予賠償。他在家休息了一周後，又回工廠上工了。我問他，這份工作這麼危險，待遇還低，為什麼還回去做？
他的語氣裡聽不出什麼情緒波動：「我也不會幹別的，掉手指總比餓死強。」
其實仔細想想，他們和我居住在同一座城市裡，甚至每天都會打交道，生活卻彷彿在《北京折疊》裡的第三空間裡一樣沒有交集。
放眼中外，世界把視線聚焦在跑得飛快的一線城市，而把農村和來自農村的人忘在腦後。
我從沒注意過，社區樓下理髮店的Kevin老師平常在想什麼，燈火輝煌的都市中，那些建築工地的工人在想什麼，街邊的夜幕下，小吃街上的攤主們收攤時都聊些什麼。
這一切，真的就像《平凡的世界》裡說的那樣，人們寧願去關心一個蹩腳電影演員的吃喝拉撒和雞毛蒜皮，而不願了解一個普通人波濤洶湧的內心世界。
貧窮最大的問題，是在人生的很多轉捩點上，你沒有能力去保護自己想保護的人，沒有能力抵抗外界的侵蝕。
在絕境之下，爆發的感情更令人心酸。
武漢大學講師劉燕舞曾主持過社科基金專案《農村老人自殺的社會性研究》，研究中展現的老人自殺案例，多在極端貧困的湖北農村發生。
有兩位老人，重病家裡出不起錢，兒子也不給飯吃，還屢遭媳婦打罵，頭朝下扎進家裡的水窖中。還有不少老人行動困難，拿不到藥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懸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戶上，搭起一根繩，挎住頭，蜷起腿活活吊死。
「這些都是有必死的決心的。」在中國青年報的報導中，劉燕舞對記者分析道。他還記得有人跟他介紹說，一位老人要自殺，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個坑，躺在裡面邊喝藥邊扒土。
調查發現，老人自殺的動機中，利他心理非常明顯。「這些老人不想變成子女的累贅。自殺的後果也將給子女帶來收益。甚至，他們即便自殺還處處為子女著想。」老人們有的不會在家裡自殺，而是選擇荒坡、河溝，幫子女避嫌；或者與子女爭吵後不自殺，待到關係平靜後才自殺；還有兩個老人都想自殺，也要錯開時間，以免對子女家庭產生不好影響。
就連開頭提到的新聞，在經濟還算發達的杭州城內，重病在家的老人，為了給下一代多爭取一點點未來的保障，無奈之下，也只能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抵押出去。
「世上最痛苦的是什麼？人死了，錢沒花了；更痛苦的是什麼？人活著，錢沒了。」
趙本山和小瀋陽的這段俏皮話，放在底層家庭面前，變成了真實的抉擇。
馬薇薇說過，人生有三種選擇題，兩個選項都對的無所謂，因為選哪個都爽；一個選項對一個選項錯也容易，選錯了是你傻；最難的，是兩個選項都是錯的。
選擇花錢續命，家人必須承受病人走後巨大的經濟虧空；選擇放棄治療，家人的後半生將永遠活在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之中。他們的手上，沒有正確選項。
醫院的走廊比教堂聆聽了更多的祈禱，比哭牆見證了更多的絕望。在貧窮面前，善良的力量有多弱？我曾經看到過一個令人動容的回答。
總有一天，你的親人會老去，進了醫院，得了癌症，醫生說已經晚期了不能手術，建議化療。癌症治療方法有很多種，化療藥物中有一種叫進口藥物，兩萬一針，沒有醫保，副作用小，不掉頭髮，化療後不嘔吐，病人精神。普通國產化療藥，一針一千多，可以走醫保，吃了嘔吐，頭髮掉光。病人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嗯，你是善良的人，你只是窮。
半年後病情進展，化療沒用了，於是醫生又給你兩套方案。你可以選擇保守治療吃中藥，回家慢慢忍受疼痛直到死亡來臨。你也可以選擇國外的靶向藥物治療，一天一片，每天1000，沒有醫保，全部自費。效果真的有，吃了以後，病人躺在床上能跟你聊天，也不會再昏迷。
問題是，你有選擇的資格嗎？
努力的活著
余華在《活著》裡寫過這樣一句話：
「活著」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不論貧富貴賤，都是努力在活著。
以前回家的必經之路上，經常見到有個老人跪在路邊，為生病的兒子乞討，我並不知真假，只是見得久了，看他跪得辛苦，兜裡有零錢也習慣性給一點兒。昨天我又見到他，剛準備掏出零錢，他說，不用了，我兒子死了，明天收拾東西帶他回老家。
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很多時候我們無法觸及底層的悲哀，但或許可以多一點點理解。
這幾年社會發展得很快，可是我覺得，好像還有什麼東西沒有跟上來。
我想要的社會，不只有鱗次櫛比的高樓，車水馬龍的交通。
更想有暢通無阻的盲道，公共交通的輪椅升降機；
想要有永遠為有需要人士空著的愛心專座，底層收入水準的提升；
想要寫字樓下有外賣等候的專區，想要有更多平等友善的眼光。
我想要一個有溫度的社會。
雖然做起來很難，但是不能因為難，就不做了。
（小標為編者所下）
來源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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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興發生火災後，中共當局以確保安全為由，在北京展開大清查，趕走幾十萬的被當局稱為「低端人口」的外地務工人員。網民表示，中共僱用的清查打手，就像清理猶太人的黨衛軍。（網友提供）
北京近日驅逐所謂「低端人口」的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憤慨和關注。旅美經濟學者認為，中共不顧國際形象暴力驅趕這些百姓，真正的原因是目前國內經濟下滑，這些外來人口一旦失去工作，有可能成為所謂的「社會不穩定」力量，從而導致中共政權的不穩甚至覆滅。
經濟下滑 外來人口或成不穩定力量
周五（11月30日），美國之音播出《焦點對話：「低端人口」，中國政局的最大變數？》的評論節目。在節目中，旅美經濟學者秦偉平說：「北京這次驅逐幾十萬所謂低端，其實真正的原因公眾看不到。」
他認為：「城市務工人口大約有五六億，他們奉獻了青春、血汗獲得微薄的收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是當局認為的不穩定因素。在經濟發展時期官方稱他們是新市民，經濟下滑沒有就業機會時，當局害怕他們鬧事於是一趕了之。
「中共要在經濟全面倒下之前的節點上，讓危險人口回流。因此預測驅趕點端人口的舉措全國各大城市都會效仿。」
秦偉平還說，社會學裏的確對人群進行了不同階層的劃分，比方底層、中層、上層。中共標榜無產階級是主人，實際是中國5%的精英階層才是真正的主人。中國有2.8億人口是赤貧，就是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是真正的低端。
「低端人口」聚集社會能量 讓中共恐懼
秦偉平說：「中國經濟變革之後，草根流民階層在原籍沒有發展機會、沒有未來，於是遷徙到大城市，但同樣面臨生活的艱辛。他們在多年付出後獲得了些許金錢，但是沒有養老保障、沒有醫療保險。
「政府所謂清理低端人口其實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這些人口是一股巨大的社會能量。」
秦偉平分析：「中國現在的環境有別於二十年前的經濟增長期，現在的經濟是強弩之末。這點百姓不知道，但是當局了解。」
「只要不繼續印製鈔票和繼續給經濟輸血，經濟就危在旦夕。全國幾億草民在城市雖然是無產者，但是他們有眼界、有組織能力、有社會關係，一旦經濟危機全面爆發，他們沒有飯吃，在居住的城市很容易引發危機。這樣的情況讓政府恐懼。」 秦偉平說。
經濟快崩 蔡奇不顧形象強驅外地人
秦偉平說，值得注意的是，現在離中國新年只有兩個月，北京當局連兩個月的寬限都不給，急於驅趕外地人。「蔡奇是個懂宣傳的人，知道輿論的後果，所以並非他選擇授人以柄，而是不得已而為之，必須提前採取措施，不能再等，所以強制。」
「也許中共認為在六個月到一年的時間內經濟可能斷層，如果大批人突然失業，生活無以為繼的話，他們給當局的威脅顯而易見。現在他們還有口飯吃，所以即使被驅趕也還不會造反。如果沒有了飯碗，估計當局開槍也打不走。這是當局無法說出口的理由。」
「其實，上海的類似行動早已開始，通過調高房租來逼走所謂低端人口。 」
「我認為不光是低端人口，高端人口也將被危及。一旦危機爆發，中產階級也將被重創，可能財產蒸發，被打回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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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筆者通過網絡對目前仍被當局監視在陝西省榆林小石板橋村？洞的高智晟律師連續三天進行採訪，話題範圍涵蓋大家目前最關心的熱點問題。在徵求高律師同意後，整理出一萬四千字，因《動向》雜誌的篇幅限制，現摘要發表如下。
採訪者：付振川，受訪者：高智晟。以下採訪者簡稱：付，受訪者簡稱：高。
時間：二○一七年五月十九日～六月二十七日（分三次進行）
付：您好！是高律師嗎？
高：您好，謝謝！是的，是真品，而非珍品。
付：很多人都關心您的「二○一七共產黨會滅亡」的預言，實際上包括很多的共產黨的人。現在二○一七年時間過去已經半年了，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您不擔心預言會落空嗎？
高：我的信心滿滿，中共二○一七年必會敗亡。這不是我的預言，是我於偉大上帝全能的見證，感恩上帝無與倫比的愛，這是我莫大的榮耀！即便至今年的最後一天，我對上帝於今年拯救中國的信心不會有纖毫的動搖懷疑，千真萬確的就在今年。請朋友們留心，全球共產主義政權崩亡時間全在下半年發生的。
我的神對我日常的關愛常讓我的靈魂震動不已，有時又誠惶誠恐，不是不信，總覺得自己不配。神的無限神聖、獨一無二的至高尊貴，卻全天候和我這樣一個卑微生命在一起，真的是不配又不敢當！
付：的確是很神奇。可絕大部分人眼裡看見的只是共產黨很強大，有那麼多軍隊和警察，感覺中國人永遠推翻不了它的。
高：那不是事實的全部，那是心靈和見識窄狹、蔽陋及僵化的必然結果。有這種認識狀態者還大多自以為是，認為自己的認識才更接近真理，一種可怕的至病態的固執己見，而這在中國卻很普遍，即使是境外那群共產黨的反對者中，你留意一下他們的文字、言論，中共的強大被描述的栩栩如生。他們總把中國共產主義的生滅規律放置在縱向的中國歷史興替現象裡，忘了它是橫向的世界共產主義生滅規律的一部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全球共產主義政權一律的擅長操控軍隊而長於對人民私權利的窒息性管控，而它們現在在哪裡！它們一律的滅亡於一個看似偶發的非暴力事件中，一律的都在滅亡前掌控著一支強大的軍隊、及龐大而冷酷的警察機器，它們現在在哪裡！看看全球所有共產主義政權的滅亡過程，沒有一個共產黨政權是被人民用硬暴力打倒的，只是這種觀點論者的觀察及思想所不及而已。
習負有上天使命：滅亡中共
付：高律師，現在我想和您討論一下習近平可以嗎？
高：不大願意在他身上浪費心思，惟願能概略些。……回答這個問題既很簡單，又很複雜。從宗教角度論則很簡單：習上台後的許多做法令人目瞪口呆，更有許多做法不僅倒行逆施，而且完全與時代及人類常識脫節，這是一種顯明的邪靈趨使現象。習同樣是負有上天使命的，那就是滅亡中共，這點使命竟神奇地與我們這些人的使命同，惟途殊耳。人類群體裡常有許多有趣現象，賊狂奔於前，警狂奔於後，他們奔向則同，而所以奔向同則大不同。習以一切喪失人類感情的保黨手段將黨帶入墳墓是他無力回天的使命，迄今為止他的角色無有纖毫差離，這是我當下對他唯一的「肯定」。說它複雜，則在於對於歷史趨向，尤其是重大歷史節點的把脈，是一個涉及頗複雜的宗教、哲學、歷史、現實等諸思想及見識的激蕩、折衷的結果，囿於篇幅，於這裡是無望述清了。從人倫感情角度論，我同情習，慶倖自己不是他，他是一個大悲劇的主角色，但不是不能改變。神永不阻止人棄罪就善，這是能絕對結論的。習先生目前已顯明了的人性底色，定義著他正雷打不動的瘋狂奔向悲劇的終點，悲劇總不是好事，我甚不願見之！人各有志，既有了雷打不動的決絕的赴死態度，那情形就變得簡單起來，大家各走一邊。
付：現在有很多說法，很多人說許多壞事都不是他幹的，都是別人抹黑他，不知道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高：這種說法極其荒謬，與近五年來已顯明了的事實邏輯謬悖何止千里？這對習本人也是一種莫大的侮辱。這種荒謬邏輯成立的唯一前提是：習是個與木偶無異的窩囊廢，任惡人們恣意摶捏是他日常的全部事業，至少他是個慈善無比的孱主。不僅我看不大像，習本人也不會同意的。「竟無一人是男兒」這句譏笑蘇共當年垮台過程中不向人民開槍的話，「黨媒姓黨」、「握緊司法刀把子」這些昏話，豈是別人逼他說出的！
付：您如何看習近平他們反腐敗？
高：恕我直言不諱，認為中共真能反腐敗的人只是兩類，一類是實在的糊塗者，另一類則是實在的騙子。腐敗，是中共集團今天能苟活的全部原因和結果；腐敗，是已盡喪靈性的腐敗分子們全部的趨動力和凝聚力所在；腐敗，成就著所有腐敗分子的升遷，升遷成就著腐敗靈魂們更大的腐敗；腐敗，還有一個大作用；腐敗分子反腐敗，不僅可窒息扼死異己腐敗分子，更能為打倒異己腐敗分子的、更其兇悍的腐敗分子贏得喝彩，為腐敗政權贏得苟存能量。
唯一出路即是體制外維權
付：您怎麼看近幾年裡國內維權現狀？
高：維權是個極寬泛的概念，能發生在人類的任何群體裡。今天中國的維權，或是我們這裡所言及的維權，則專指對中共暴政侵犯人類基本權利的反抗或防衛。
關於維權，二○一五年六月份，我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認為：今天的中國，在法律範圍內的維權是對維權的反動，因為它的法律本身是非法的和反人權的。法律範圍內的維權我嘗試過，它本質上是以承認制度的合法性為前提，客觀上是在作維護制度秩序基本功，可流氓政權不接受。這種體制內的維權不被允許，被蠻橫指斥為擾亂社會秩序乃至顛覆國家政權，那麼邏輯的指向就再清楚不過了：政權本身的非法及反人權性。而邏輯另一端的唯一出路即是體制外維權，除非甘願永被中共流氓們踏在腳下。這幾年國內反暴政維權形勢發展很快，這是我與那悲觀者認識的不同。從人民覺醒的徹底性、規模性、基礎性、普遍性、尤其是在普遍性和迅速性方面，五年來超過了歷史的任何時期，這是習近平五年裡對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最大「貢獻」。這是任何一個有耳、有眼及有心的中國人都不難得出這種判識的，普遍的人心向背已經完成，這是誰也無力回天的現實。
付：您與國內那些維權人士聯繫多麼？
高：幾成完全隔離狀態。
付：啊！是因為您現在的處境嗎？
高：是，又不完全是。
付：可以說說嗎？
高：幾無積極意義，不說更適宜些。
付：如果您沒有什麼不方便的話，我還是很感興趣的。
高：大家已變得很陌生了，不是因為距離，不是因為我被軟禁。舉兩個例子。去年下半年開始我醞釀著書寫《二○一六年中國的人權報告》，這需要一群人協作，我找過一群知名的人權律師，但百分之百碰了壁。這很讓我吃驚不少，署名則一律不願意，不署名則一律不肯合作。這件事對我有了點意外打擊，使我意識到維權情形已大不同以往了。另一面，這件事亦解放了我，斬斷了我對與他們合力搏擊的幻想，自己出擊，實實在在。第二個例子是我去年接了些訪民對人權律師的舉報材料，寫了《揭露罪惡是我的立場》，我向幾個知名律師徵詢過相關問題，我又得了點小挫折。百分之百的不關心問題本身，而一律的要求「高律您可千萬得顧全大局」。而我從此便多事矣。包括海外不少面孔也加入了阻止行列，我失敗矣！
付：啊，您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孤單，我是說人際方面？
高：不。我罕有的主動尋求與人合作是對的，這是個例外，這失敗更證明了我向來的單打獨鬥是正確的。
付：請原諒我說話過於隨便，人怎麼可以不與其他人合作呢？
高：「請原諒我說話過於隨便」，您怎麼可以得出如此悖離實際的認識呢？您稍微回觀下我過去的軌跡，是不難釋然您的這個認識的。我足不出戶，而最近的三件大事，《二○一七年，起來中國》、《中華聯邦共和國憲法及其制憲思想記錄》、《二○一六年中國的人權報告》書稿是怎麼出去的！往遠點說，我從未出過國，這些年在國際上普遍的關注度是怎麼成就的！耿和她們娘仨是怎麼逃離中國的，沒有善良人們於無聞裡的捨身幫助和支持，這些大事件怎麼可能成就呢？這素來是我自信和力量的基礎，我從不缺合作者，且是金子般誠實的合作者，他們沒有利害計算，沒有詭計的。
付：您有沒有試著搞清楚這種現象的原因，我指的是他們不願意與您合作維權的事？
高：利益，是其中的全部原因。我沒興趣更無暇問他們，但是我有向朋友交流過，朋友說出了我完全沒意外的原因。……意思是說我從不聯繫外面的基金，所以跟著我得不到一點實惠。
付：您怎麼想呢？
高：目瞪口呆，不是對他們的利益要求，而是對我自己的愚鈍。楚漢之爭，項羽敗給劉季豈不是因著不肯予追隨者利？!
付：您對律師失望嗎？
高：不。恰恰相反。
付：能詳細說說嗎？
高：中國律師與黑暗政治的新一輪抗戰肇起於我，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不已的有趣過程。冷酷的打壓森嚴堡壘，而一個偉大的群體就在這兇殘打壓中崛起。試看今日中共面臨來自律師的威脅與十二年前相比如何，有天壤之別，這是誰都得承認的現實。於邪惡的壓逼中，在中國的今天與明天之際，中國律師一路走來一一湧現出像唐荊陵、李和平、王全璋、謝陽、江天勇等數不清的優秀分子，事實上已成了一種完全不能再被中國黑暗勢力消滅的力量。他們要面對野蠻乃至血腥的壓迫，但絕不是被消滅，這便是中國律師死敵──中共恐怖組織亦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律師作為一個現代的意識存在僅靠著非法抓捕一批他們中的傑出者，已毫無意義了，因為它首先是作為一種現代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文明觀念存在於絕大部分文明人的意識中。一群絕不向野蠻打壓屈服的律師的保有，決定了法治意識在許多精英分子意志中的堅立，這是未來法治中國的基石及光明的保障。他們是中國未來法治生命力的象徵，是中國未來法治生命生長的看得見的根脈且已生成了不可被拔除之勢，這已是鐵般的現實。
中國法律人的黃金時代將要到來
付：您的肯定令人激動，對中國未來的信心讓人興奮，對將來中國律師業前景一定信心十足吧？
高：謝謝您！是的。今天那些仍身羈專制黑牢中的傑出律師們，於自身的困厄裡肩起這民族命運歷史性改變的重軛，在無底線的無恥誣衊裡、在兇殘的攻擊中孤獨地奮力前行，拓通著這民族無限的希望之路，也正拓通著一條通往無限榮耀未來中國法律人價值的時代之途，我對此充滿著無限的信心，從不懷疑的。二○一七年後中國將徹底的、歷史性的迎來法律人的黃金時代，這一點無論怎樣誇張地展望亦不為過。隨著國家民主憲政制度及獨立司法制度的建立，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商業交流頻率及經濟的增長，隨著法律調整社會關係的頻率及功能的飛躍性增長，在一個新生的迅速成長著的國家裡，同樣會迅速成長的是人們的對法律服務的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年輕的後起之秀們、未來中國律師業的新銳們將在法治中國社會裡如魚得水，伴隨國家的法治進步一路生長。但這一天的到來還需走過一段黑暗甚至具體犧牲路，這需要我們部分個體的擔當，每個中國律師正處在歷史的考驗與撿選中。
付：是的，中國法律人一定會迎來一個大好的時代是誰也不應懷疑的，但這一天到來前的黑暗現實令人擔憂，您有沒有對您的同行有些忠告？
高：謝謝。歷史常是一面鏡子，為明智而富有勇氣的人們提示著選擇方向。我這裡舉一著名的例子，美國的獨立戰爭使律師事業遭到重創，不是因為戰爭本身的淘汰，而是許多律師，更有許多傑出律師人物，由於堅定的抓住黑暗不放，不願意與國家和民族的光明前途站在一起，英王的統治被推翻後得了不得不逃離美國的下場，得了個人命運的毀滅性悲劇，當時馬薩諸賽州因此減少了三分之一的律師。中國的律師群體，正歷史性地處在中國黑暗與光明的交替之界，對國家歷史而言，中共恐怖組織的敗亡不過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節點耳，而於許多個人而言則可能是命運的大轉折時期──不論好或壞。托克維爾的政治哲學著作中認為，律師是一個顯明了的認識敏銳的群體，如何選擇於個人命運有益，對律師群體而言不是困難的事，便是最消極的沉默也不失為一種不壞的選擇，而真正昧卻靈性與恐怖政權合體的壞種終究是律師中的極少數人。歷史的腳步從來如是，絕大部分正向的歷史步伐會給絕大多數還保有著人性或者是保有著人的認識能力者好的處境或好的發展，而被本即無情緒表達能力的歷史毀滅性的淘汰者永遠只是極少數，但不是沒有，那是他們企圖阻卻歷史前行的必然結果，但這樣的淘汰越少越好。未來中國將會對與前非法政權合體禍害人民以及被人民具體控訴罪行的律師予處罰，直至清除出行業或刑責。
付：高律師，與您聊天既令人激動，又很不讓人輕鬆，老有一種莊嚴肅穆的精神力量在裡面，催促人嚮往未來，真是要謝謝您了！
「未來中國追懲反人類罪罪行」
付：關於民選總統的話題，這也是我這次找您最想交流的問題，希望我們能有廣泛、全面而具體的交流。
高：您將大失所望，這是我當下最沒有興趣的話題。首先，它不是當務之急，正有許多事等著我們去做；其次，這個話題暫無實際意義，順其自然，它豈能是人謀的結果！為了在中國建立，人民能夠平等、自由、自主地、一人一票選舉自己政府的政治制度，我們這些人把一切都捨上了，包括不惜捨上性命。壓倒一切的價值，是這樣的制度的到來，這是我們民族世世代代安寧和福祉的最靠得住的保證。我滿腦子想的從來沒有高大上，我想的最多的是未來努力建立起，最有利於生活中最不如意人群的國家福利機制。在整個中國社會中，建立起最有利於那些能力欠缺、能力客觀受限的，生活不如意人群的感情觀念和社會氛圍。國家必須在道義上巍峨堅立，首先對自己的人民，其次是對外的道義幫助，中國才會有好的前程。那時，誰做民選總統已不再重要了。這是我有涉這一話題當下能談的全部。謝謝！
付：很感動，謝謝您，理解了，尊重您的意思。
高：謝謝。
付：還有一個話題是未來對前共產黨政權領導人的清算問題，可以交流一下嗎？
高：您的兩個述語有誤，應該是前共產黨非法政權。「領導人的清算」應該改成是對：服務於前共產主義恐怖組織成員犯罪的審判。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二○一七年，起來中國》書裡談了我的個人意見，二○一六年六月，我在《民主中國》刊文《未來中國追懲反人類罪罪行範圍匡算》，對之有詳盡的敘列，這裡不再贅述。
付：好的，明白，謝謝！
付：請問您對《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有什麼期待嗎？
高：不大。這是於犧牲生命作了基礎的一部人權問責法案。我迄今為止沒能看到它的中文版傳播，這又是華人的一個醒目的欠缺。它會是一部健康的法律。自馬歇爾大法官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確實了憲法審查權力後，這種信心是可保證的。
海外華人在這方面是可有大作為的，但迄今聲勢不彰。不僅不彰，間有謀動者，而對侵犯人權惡棍的篩選過於保守，甚至僵化。中共的反人權暴徒廣眾而兇殘邪惡超出人理，這在中國是一切正常人盡知的現實。華人作為糾舉者，不必以執法者的嚴苛眼光去篩選多如牛毛的惡魔般人權涉罪者，把嚴苛判斷交給執法者。
現在的作法好像是在尋找稀世珍寶，容易給全世界造成一種錯覺：中共反人權惡棍實在是極少的，把價值導向了反面。這種近乎僵化的糾舉機制，竟有成了反人權惡棍的過濾性保護器之效，這是他們作夢都不敢相信的，可眼下這卻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現實。七○九暴虐人權律師事件中，這讓多少屠戮人權的惡棍鄙視我們的愚迂，尤其是天津公安鷹犬們，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在中國，囂張不羈而駭人聽聞的暴虐人權事件天天不絕於耳，何以糾舉反人權官員時竟如此艱難？大惑不解！
付：是的，高律師，您這麼一說，我也覺得的確是這種現狀。謝謝您！
高：交流是一種互學過程，不必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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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代表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圖:Getty Images）
孔子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意即一個人如果不講信用，那就不知他會做出些什麼離譜的事來。個人尚且如此，如果一個政黨、一個政權也毫無誠信，則必然會禍害天下。日本偷襲珍珠港，希特勒以「閃電戰」侵略別國，毛澤東用「陽謀」發動「反右」……都是國家政權失信於天下的著名「案例」。而今卻有人似不願讓古人專「美」於前，於是乎有了更具「特色」的「創新」表演。
對中英《聯合聲明》變臉不認賬
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也就是中共接管香港二十周年前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在向媒體發表談話時，竟公然宣稱：「現在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二十年，《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希望上述人士認清現實。」
如此違背起碼外交準則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強橫之語，一經拋出，便在世界輿論上引起軒然大波。《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政府對英國政府將香港移交給中國而簽署的一個國際性協議文件。該聯合聲明於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雙方互換文本後生效，並在聯合國秘書處作了登記。如此慎重莊嚴、並在聯合國備了案的兩國政府簽訂的國與國之間協議性文件，按國際法是具有永久性的，即使政權更迭，一般來講也要繼承前朝政府所簽的協議，何況大陸中共政權並未出現此種情況。此外，則只有該國政府被革命所顛覆，新政權才可能宣佈不承認被顛覆的政權與外國政府所簽訂的某些條約或協議，但中國大陸更無這類情況發生。才簽訂三十多年，實施才二十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卻被中共政權突然間一「變臉」就把它說成像是早已「作廢」的「歷史文件」！如此不顧國際常識的胡言亂語，完全是在開「國際玩笑」，更是對國際法的極端蔑視和嚴重踐踏！
中共一貫的「優良傳統」
中共在其國內以言代法，無法無天，早已名聲在外不是什麼新聞了。但隨著中共靠與國際資本勾結剝削民眾，悶聲發大財，財大氣粗之後，便把它這一套作派逐漸向國外輸出。而可悲的是，世界各國對此並未有充分認識，還將中共當作是一個守信的政府，與之簽署各種協議。中共當局在簽任何協議條約時，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要認真落實。說遠一點，當年中共為了改變它在「六‧四」屠殺後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極不情願地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禁止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等等。但中共簽署後命令他御用的「人大」不「批准」，於是永遠不「生效」；或者「批准」了也當廢紙一張，不但不執行，甚至中國老百姓提出這些公約，就被誣為「煽動顛覆」，外國人士或政府一提此，便被指為「反華」！二○○七年中國欲簽署加入WTO的世貿協定書，中國世貿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在會談不下時，朱鎔基就向他指示，先同意條件談下來再說。此言說白了就是：只要「混」進去了，執不執行條款那是「我」的事。而今國際社會才認識到上了中共的當，但為時已晚。中共混進世貿後，從來都沒有執行過他所簽訂的條款。比如中國的金融、保險、銀行就不向他國開放，新聞媒體更不許外國涉足，但中共的銀行、媒體則大舉進入他國。如此大耍流氓，文明國家卻無可奈何。
所以中共此次宣佈《中英聯合聲明》作廢，既非突然起意，也不令人驚奇，不過證實了，中共在「拿下」香港後二十年來所作所為的事實。那就是中共從來都沒有想要實施《中英聯合聲明》中關於一國兩制的承諾，在簽署的那一刻起就把它當作一張「廢紙」。之所以要簽署這一聲明，目的是讓香港能夠順利地轉到它的手裡，以及欺騙國際社會輿論。如今中共覺得香港已牢牢地弄到自己的手裡，沒有必要再裝模作樣演戲了，於是扯下遮羞布，擺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勝利」姿態來向世人和國際社會挑戰。這就是它的一貫「優良傳統」！
搬起這塊石頭會砸誰的腳
曹雪芹先生在《紅樓夢》中嘲笑鳳姐兒「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黨國當局當然比鳳姐兒精明十倍不止，但人算不如天算，中共如此踐踏國際法準則，隨意宣佈自己與他國簽署的國際文件為「過時」的「歷史文件」，因而「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不具備任何約束力」。看似「機關算盡太聰明」，也似乎重重地給了英國和香港要求民主的民眾當頭一擊。但「子彈」還在飛，「石頭」還未最後落地，這塊「石頭」在不遠的將來說不定就會落在中共的腳背上。謂予不信，不妨想想：既然中共可以開如此惡劣的先例，就難免別人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例如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就是比《中英聯合聲明》在時間順序上更早了多年的「歷史文件」。哪一天中共惹得老美不高興了，人家還不是可以「依樣畫葫蘆」說：什麼「一個中國原則」，什麼「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這都是「歷史文件」，因而「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不具備任何約束力」。此外，如《中日聯合聲明》、《中俄聯合聲明》等等也是中共與其它國家的聯合聲明，中共現在「帶頭」作了這個「表率」，那麼人家也可以說，那是歷史文件，等同廢紙一張。既然中共都不遵守，憑什麼要別人遵守？至於中共天天拿著當棍子打人，逼著台灣總統蔡英文作「答卷」的「九二共識」，更是個連文件都沒有的「口頭表述」。如果蔡總統把這個「口頭表述」也稱為「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兩岸政府「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中南海諸公不知還能說什麼？這不僅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且更是因中共先開此例，而「授人以柄」，豈不是「反誤了卿卿性命」嗎？若按此辦理，甚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否也都是「歷史文件」，因而「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不具備任何約束力」？中共大約也自知太蠻橫無理，七月八日中共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司長徐宏在香港出席國際法研討會時，才強詞奪理地宣稱：中共的這一說法只是響應國際社會以《中英聯合聲明》指責中方，但中國從未否認《聯合聲明》是一份協議，並已登記在聯合國秘書處因而「不能說沒有（法律）效力」。但徐宏接著又說，「沒有條文賦予英國就回歸後的香港有任何權力」。徐宏的此一說法完全扭曲了國際協議概念，徐宏此意無非是說，國際社會無權質疑、批評中共在香港任何胡作非為。這是專制者權力傲慢的自我大暴露。
「一國兩制」的騙局被拆穿
《中英聯合聲明》其核心內容，就是中共當局對英國和國際社會承諾：一九九七年後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也就是說在香港不搞中共的一黨專制，要有民主普選，要有獨立司法，要有新聞自由，要實行法治，而不是大陸的人治和一黨專制。然而中共從簽署這個《聯合聲明》的那天起，就像它對待其他的國際協議那樣根本就不打算要遵守。一九九七年中共完全接管香港後，更一步步地把那套一黨專制搬到香港來。例如堅持立法會議員選舉搞「小圈子」偽選，「特首」普選要由中共控制的「提名委員會」來決定誰是「特首」候選人。香港的獨立司法，最後決定權要由中共的「人大釋法」來加以定奪。媒體的新聞自由，更被中共，用控股、收買，令其「自我審查」……如此等等。甚至北京當局更放出狠話：香港特區政府的一切自治權都是中央給的，給多少才有多少。如此赤裸祼地把大陸的一黨極權與人治強加於香港，所謂「一國兩制」早已名存實亡！
其實所謂的「一國兩制」是鄧小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為了哄騙台灣「歸順」北京當局，而給台灣的一個量身定制的「畫餅充饑」式的許諾。說台灣如讓北京「統一」，台灣的社會、經濟制度可以不變，還可保有軍隊，其實也是一個根本就不打算兌現的許諾。現在中共在香港的這些精彩表現，甚至連與英國達成的國際協議、共同聲明，說撕毀便撕毀，這不啻間接給台灣人民上了最生動的一課，也把它自設的騙局徹底拆穿。因此，現在的台灣人提到一國兩制時，幾乎都會聯想到香港，香港人的悲慘境遇徹底提醒了台灣人，原來中共的承諾是可以隨時變卦的！
被共產黨奉為「導師」的列寧就說過「吹牛撒謊是道義上的滅亡，必然導至政治上的滅亡」。筆者雖然深知列寧也是個專制惡魔，但並不「因人廢言」。他這話倒也沒錯，尤其拿來送給中共，完全可以作它的墓誌銘！
二○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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